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主编的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认同与国家》）系统探讨先秦以降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思想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关联，引人入胜，有助于提升人们历史认识境界。该书自撰写、修改到出版历时十年，是一个学术团队的智慧所形成“合力”的结晶，无愧为新时期具有开创性贡献的一部力作。

　　一个观察中国历史的重要视角。《认同与国家》一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认识中国历史的深层视角。书中所说的“历史文化认同”包括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两层意思。历史认同主要指关于血缘、地理和治统的联系与认识，文化认同主要指关于心理、制度和道统的影响与传承。《认同与国家》贯穿着这样一个明确的认识：中原历代王朝及其制度设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儒家文化传统等，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意义。因此，在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存在和现实实体的深层原因中，历史文化认同是“多民族”和“统一”的重要结合点。

　　循此视角观察中国历史，自然有一番新的认识。比如，在秦汉、隋唐、元明清这样的大一统时代下，认同的观念自然发生，认同的史实也比较突出，因为大一统的朝代给认同提供了基础和保障。而在诸多民族政权林立、对峙时期，历史文化认同思想的脉络是否就中断了呢？本书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战乱与分裂也割不断坚韧的认同纽带。10至12世纪，有着悠久历史的契丹、党项、女真族分别建立了辽、西夏、金三个政权，与北宋、南宋共存，时战时和。从政治上来看，中国历史又一次陷入分裂，但在思想观念上，认同的潮流仍在不停地涌动、发展。通过少数民族王朝国号的变更，可以看清这股潮流的趋向。公元947年，契丹由“大契丹国”改国号为“大辽”。“大契丹国”以本民族称号为国号，还带有单一的民族色彩，而“大辽”则有包容广大之意。不独契丹族如此，党项族的元昊称帝时，国号为“大夏”，“夏”者义训为“大”，“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夏，亦有继承夏朝之意。这些耐人寻味的国号更名都是认同的突出表现，同时也显示出它们是“大汉”“大唐”“大宋”的延续者。以前，人们较多关注国号的政治属性，而《认同与国家》一书则将眼光转向了国号更改的历史文化蕴意，可谓卓识。这种深沉的认同便是各民族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交融越来越深入，国家走向统一的思想渊源。

　　古今贯通与世界眼光。“通史家风”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这种治史风格鲜明地反映在《认同与国家》一书的编纂中。从客观上看，历史文化认同思想由来已久又不断发展，研究者只有通过贯通的考察，才能穷其源，察其流，知其变。本书前四卷论述夏、商、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经活动和仍然活跃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间历史文化认同的历史、理论及其对国家发展的积极影响，而在对具体事件、人物、问题的考察中，总是将其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中来考量、定位，获得通达的见解。可以说，《认同与国家》一书，从一个重要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通史家风”的传统，显示了它在学术上的扎实根基。

　　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一重大历史现象，并作扼要的论述，是《认同与国家》一书的又一突出特点。该书第五卷名为《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考察》。从历史撰述来看，本卷的设立颇具匠心。显然，这是出于一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世界眼光。因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能相应地考察历史上的中国所处的世界历史背景，那么无疑能够“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同时也更加凸显中国历史进程的特点”。该卷分为四个时期，在每一时期中，都分别论述“世界历史大势与中国的特点”这一中心问题。对于“世界历史大势”，作者分阶段概述；对于“中国的特点”，作者按问题考察，形成时间与空间的交叉，构建出一种比较研究的模式。本卷的《导论》，不仅提升了《认同与国家》一书主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而且也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篇宏文，读来使人视野开阔，获益良多。（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学院）

　　（原题 ：从深层次上认识中国历史——读《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