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想象与叙述》第一篇中的一节，题作“裂变的家族”。其时士大夫“天崩地坼”的感觉，确有可能直接来自身边、周边的伦理现实，其中就有“宗族内部关系的崩解”。这种破坏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并不自明清之际也非自近代的革命始，只不过“鼎革”与革命推了一把，而且有可能是强力的一推罢了。

　　读明清之际的传记材料你会发现，即使在国家将亡的危机时刻，仍然有私人空间。如祁彪佳这样的官员、卸任官员，如冒襄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名之士，即在战乱年代也未放弃对理想生活的营造，甚至不废风雅，耽于声色，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并不混淆。

　　由家庭关系、家族的变动，可以估测社会变革所抵达的深度。我们经历过“革命化”的要求无所不在的时期。那种严肃性，令我想到颜元在夫妻间推行礼教。但我仍然要承认，那种社会生活的严肃性，有令人怀念之处，这与我对理学之士的修省活动的感受相似。当着堤防溃决，一切都漂浮不定，你会感动于那严肃；尽管如一个小友指出的，正是那种“严肃”中包含了戾气。这种心理矛盾，我也在其他场合说过。当然，那种公域私域不分，公权力随意进入私域的情境，我想你我都绝不希望它重现。

　　至于“家变”，即使平世也会发生。这里有必要区分的是，“人伦之变”只不过发生在某一时期，还是以某一特定时期为条件。突发事件一旦出现在明清易代这样的动荡中，即会被嵌入那幅大图画，像是必要由那背景来解释。近期读旧作《想象与叙述》，就注意到了如下的文字：即使在被形容为“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家族、人伦“固然有崩解的故事，也有凝聚的故事”，因此不使用“历史动荡中的家族”一类题目，怕“受限于自己设置的背景”（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页50。下同）。即使在明清易代的历史关头，家庭、家族、宗族仍然属于社会动荡中相对稳定的领域，对于有些士人而言的“安全岛”、避风港。即使板荡中的播迁，明清之际北方大儒孙奇逢也带了他的家族戚友，冒襄则举家逃难。

　　三

　　“家人父子”这种题目，不免会触碰人心中柔软的那部分。我写这本小书，与前此有关明清之际的写作也有不同。比如有所谓的“痛点”：身历的，以及大半生所见闻的，这个社会几十年间的伦理变动。写作中并不常反身回顾，但“痛感”时有。明清易代，板荡中多人伦惨剧。考察中我会感同身受，体验到那种痛。这种相关之感，是我的学术生涯起步的时期有过、此后不常有的。但我仍力避滥情，不在所写的情境中扮演一个（哪怕是同情者的）角色。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潜在的对话方，无疑影响到我的取材与论述的角度，这已足以使我谨慎，对自己的表述方式保持警觉。这毕竟是一部学术作品。我的个人情怀，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

　　所以时有痛感，多少也因这本书使用的材料更具文学性，多属文集中的叙事部分。《影梅庵忆语》即“文学作品”。这是一些更可感作者体温的材料，其中有书写者情绪的涌动甚至倾泻。如冒襄的祭其妇文，如叶绍袁的祭亡妇文，为其妇所撰传，不由你不动心。此外，考察人伦，该时期的小说、戏曲应当是重要材料，可惜我素无这一方面的积累。也是在《想象与叙述》中，我谈到布罗岱尔在其关于地中海的书中说，他曾“致力于收集描述性的细节”（《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译本，页394，商务印书馆，1996）。由该书看，“描述性的细节”正有部分来自文学作品，随笔，甚至小说。由此看来，小说、戏剧的研究尚有其他的可能性未经充分发现。

　　较之同一时期的名士、才媛，对夫妇一伦的关注较少——柳如是、顾媚、董小宛除外，她们是终于进入家庭、在名士生活中扮演妻妾角色的名媛、才媛。另有一些比较不为人知（或不为关注）的夫妇，除刘宗周、陈确外，另如叶绍袁、李之遴夫妇等，各有故事，或可丰富我们对古代中国士大夫伦理生活的想象。而其中的知名之士，则在他们的政治角色外，多少呈现他们的家庭角色，其形象或许更立体，更像一个有血肉的人。我对“家人父子”这一论题的处理，更与文学而非史学相关。此外，这本书较为可读，也因更关涉普遍人情，人类的普遍经验——纵然有关的经验千差万别。写这本小书，也才更贴近士大夫的生活世界，缘此而稍多了一点感性。

　　写作此书的过程中，读到了台湾学者吕妙芬的有关著作。不同于吕妙芬，她因其相当专业的训练，由经学进入，这是我不能及的。我仍然依赖文集。但我也想，在日见功利化的学术环境中，读文集是否显得奢侈？研究者还有没有品味文字的余裕？其实不但“集部之学”，即经学也难以在这种环境中生长。浮躁、实用，急功近利，成果与利益直接挂钩。不能适应这种环境与评价体系者，或将成为古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