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梁漱溟提出的“东西文化问题”，不止是一个时代问题，还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问题——

“梁漱溟之问”的双重时代性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五四学生运动后，此前并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拈出东西文化问题，而“暴得大名”。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广，文化，特别是东西文化，成为当时读书人心目中最为关注的问题。

　　什么是“梁漱溟之问”，“梁漱溟之问”的时代背景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1921年出版后，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反响非常热烈。从当时关注的程度看，其影响不低于稍早出现的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后来回忆，梁漱溟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

　　梁漱溟抓住了什么问题，或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简略地概括“梁漱溟之问”，就是：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渐边缘的中国文化如何“翻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研究东西文化，针对的就是“中国民族今日所处之地位”这一根本问题。而这完全是个文化问题，应寻求文化的解决。

　　借用康有为的典型表述，中国在近代从“独立一统之世”被迫走入了“万国并立之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读书人对“世界”的认知，从来充满了想象和憧憬、无奈与徘徊，始终以紧张、矛盾为特色，可以说是“万解并立”，从未真正达成共识。因此，在中国读书人说到“世界”时，心里想的可能是“西方”。尤其他们想要进入的那个“世界”，所指的基本就是“西方”。

　　而“梁漱溟之问”一个相对临近的时代背景则是，民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相对宽松，尽管不少读书人的忧患意识仍较强，但与甲午后迫在眉睫的“亡国”忧虑相比，当时中国的外患不特别明显，因而更有深入思考的余地。

　　局势的相对宽松是一个不小的时代转变，梁漱溟自己就说，“从前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忧虑，此刻似乎情势不是那样，而旧时富强的思想也可不作”，因此可以有更长远的思考。对于以“天下士”自居的读书人来说，少了“近忧”，自然更多“远虑”。正如研究梁漱溟的专家艾恺所指出的：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深刻的文化危机。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面对的是人类的普遍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特殊时期的处境。这种选择精神，更多地是在感情上与人类存在的意义这个永恒问题相联系，而不是与他们的生存环境这个直接问题相联系。在艾恺眼里，梁漱溟就是这样的天下士。但由于西潮冲击后“天下”已兼具“世界”与“中国”两重意义，他又并非完全超越的天下士，而是“把自己对人类的普遍问题的关心和对中国现时特殊情况的忧虑联系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候的不少人，就基本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像胡适和梁漱溟这一代人（梁漱溟比胡适小两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就目睹了好几项以千年计的根本转变，其感触非比寻常，思虑也当更高远。同时，欧洲大战带来的世界巨变使相当一些西方人也开始反省他们的文明或文化。这些重要的内外背景，都使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容易去思考更基本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到中国自己的基本问题。

　　时人所说的西方或西洋，不仅是空间意义的，更多的是指称一种文明或文化

　　时间上今昔的异同只是对比的一面，更强烈的对比还是在以空间为表现的文化层面。时人所说的西方或西洋，不仅是空间意义的，更多的是指称一种文明（文化），故东西对比的范畴，便很容易落实在文化上。而正是在对比的意义上，中国文化的危机愈发凸显。梁漱溟虽然把东方文化分为印度和中国两类，但其论述的主体是中国，所以他仍在因应中国读书人心目中“道出于二”以及中国一方竞存不力的问题。

　　梁漱溟特别指出，已经成功的西方不存在文化认同的问题，“就是领受西方化较深的日本人也可以不很着急”，而已经亡国的殖民地不能自主，甚至没有“着急的资格”。而中国的特殊在于，它既不是西方，西化也不成功，又没亡国。既然“还是一个独立国，一切政治法律都还要自家想法子来处理”，所以文化问题对中国特别迫切，而文化选择更已到生死攸关的程度。

　　今后中国文化到底应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其实也就是从文化层面思考怎样“解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1922年梁漱溟在山西演讲时强调：中国民族今日所处地位与前数十年不同了。所以不同，所以要变成现在这样，完全是文化的问题。一方面固因国内的变动，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面别国的变动。西方民族因为有那样的文化而成那样的局面，渐渐地使中国地位也受很大的影响。看明了这层，然后可以晓得我们应当持什么态度，用什么做法。

　　北大学生冯友兰就是带着东西文化的问题出国留学的，他在国外时注意到，“中国人现在有兴趣于比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论方面，而在行为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预期将来”。冯友兰读书时，梁漱溟是哲学系的讲师，冯应是梁的学生。可以看出，冯友兰不仅分享着梁漱溟的思路，在措辞上两人也不谋而合。实际上，由于“西方”已进入并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部分，那时中国任何大的改变，都一面针对着传统，一面针对着西方，尤其是关涉文化的“解决”。

　　梁漱溟同时代人，大多认同“梁漱溟之问”的时代意义

　　很多梁漱溟的同时代人，尽管思想或文化立场不同，但都承认“梁漱溟之问”的时代意义。张君劢当时说，以前大家都想要学欧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自己对其文化也有反省的意思。“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他自己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恰看到梁漱溟新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现“全书即是讨论此问题”。章士钊也承认：“梁君发策，分别若干问，详察东西文化存亡分合之度，其事叶于英语所称Time-honoured，刻不容缓。”

　　张君劢和章士钊都曾和梁漱溟一起被划入所谓的“东方文化”派，其实他们不甚赞同梁漱溟的观念，尤其张君劢还进行了较为严厉的驳斥。他们的共同承认，表明梁漱溟的确说出了一些人想说的话，或提出了一些人正在思考的问题，也就是提出了具有时代性的问题。

　　瞿秋白同样强调梁漱溟提出的“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在他看来，“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但一些“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面对这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极大价值的问题，他“愿意来试一试，做第一步的根本的研究”。

　　类似要来“试一试”的参与感其他人也有，文化立场与瞿秋白颇不一样的景昌极，就对梁漱溟的书说了不少无的放矢、可说可不说的话。没什么可说也要来说，最可显示这题目本身的重要。

　　后来贺麟总结说，梁漱溟郑重提出东西文化问题，“在当时全盘西化、许多人宣言立誓不读线装书、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环境下，大家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出的问题，确是当时的迫切问题”。贺先生的文化立场又不同，他同样看重此问题的“当时”意义。

　　而严既澄则以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推测未来的大著”。窃以为严既澄所见不差。“未来”在近代中国对读书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从梁漱溟的演讲和书中的论述可知，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确实是从新派一边开始的。这本书想要推测的，其实就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表现出显著的面向未来倾向。

　　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未来在世界的可能地位，的确是那个时代（以及后来和现在）很多读书人都在思考的大问题。那时的思想界对中国已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清楚的认识，《青年杂志》1卷1号的《社告》就特别指出：“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故中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

　　这一百年之前的提醒，并未过时，仿佛在说现在。我们今天的一举一措，仍有世界关系，仍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从19世纪开始，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资产阶级便“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并“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梁漱溟不一定读过这段话，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那时西方文化成了世界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渐处边缘。

　　至今我们仍然没有解决中西文化的“优劣”或“生死”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钱穆所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尽管梁漱溟曾强调他讨论的不是什么“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而是东方文化的生死，即“在这西方化的世界，已经临到绝地的东方文化究竟废绝不废绝”的问题，但大体上，他所探讨的和钱穆所说的是一个问题。

　　钱先生所说的“全中国人”是泛指，比较起来，冯友兰的描述更有分寸——这个问题萦绕于心怀的，既是“当时一般人心”，恐怕更多是“当时一部分人”，也就是那些隐隐以“天下士”为自定位的中国读书人。其他人或许分享、或许未分享读书人的忧虑。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几代读书人心目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梁漱溟的确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现在也仍然围困住很多中国人。前些年有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后来又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以及前段时间又在讨论什么地方的价值观念可以进入我们的课堂，等等，都表明我们仍然没有解决中西文化的“优劣”或“生死”问题（“生死博弈”便是今人论及此事仍在使用的词语）。

　　既然梁漱溟提出的问题迄今为止还在围困我们，则其所提问题的意义今天依然存在。或可以说，梁漱溟提出的不止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还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问题。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时代”及其问题。

　　李文森曾说，梁启超一生欲将中西拉平的诉求，其实是在回答一个他的前辈和后辈都同样在关怀也在回答的问题。几代人关怀思虑相通，具有“同时代性”，可谓“同时代人”。因此，通过梁启超个人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到整个“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按照这一思路，如果我们今天仍在讨论和因应类似的问题，说明我们和梁漱溟他们仍然同处一个时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但很多人会觉得时代已经大变，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同于当年的世界了。且不说政治权势的转移，即使仅就信息的交通言，我们已进入所谓的“互联网时代”，已出现“信息爆炸”的新现象。这的确已是一个大不一样的时代。但若回到根本，有些问题本身就是跨时代的。我们对自己、对人类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些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和前人依然相同。相较而言，东西文化问题的延续性，还显得次要一点。不过，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而不是排斥、彼此共处而不是仇恨，又是一个紧迫的世界问题。（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