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怀宇

　　陈寅恪与钱谦益研究

　　陈寅恪先生晚年所撰写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自刊行以来，随着其声名之广布，引起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在诸多评论之中，比较重要的一篇是明清史专家何龄修先生1989年在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发表的《读后》，此文对《柳如是别传》的得失做了十分详尽的探讨。陈先生并非第一位讨论钱谦益的学者，但此书一大特色是将前人讨论的重点从钱谦益转移到了柳如是。他以考证“河东君之本末”来表彰“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在是一个颠覆性的创举。他在书中对柳如是非常推崇，认为如果说钱柳夫妇可以用来比附赵孟頫\、管道升，则钱不如赵，因柳的诗作、书法均胜过钱。换言之，在陈看来，不独思想精深境界钱不如柳，文艺造诣也是柳胜于钱。

　　《柳》一书引用第一手资料极多，这对于目盲后的陈寅恪来说极不容易。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如何先生等指出其引用、解释材料之失误。不过，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此书引用第二手文献较少。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但这毕竟是半个世纪以前的老书，不必苛责前贤。

　　陈先生早年特别强调学术的国际视野。如1930年他在给陈垣《敦煌劫余录》所写的序中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他提醒中国学人，在这个领域日本和欧洲学者均有贡献。1931年5月他又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说：“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并且，“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因此，他早年回国之初是比较注意吸收借鉴欧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引用日文和西文的二手资料较多。回国日久，便越来越“本土化”，不再广泛借鉴洋人的研究成果。到晚年，更因为无法接触到洋人的研究成果，引他人的研究就少很多。另一个技术原因是目盲后很难依靠助手翻检西文资料。实际上，中外学者对钱谦益注意较多。早在1953年陈寅恪着手写《柳》书之前，1948年其清华同事吴晗便发表《社会贤达钱谦益》一文，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批判了钱谦益，实际是一篇政治檄文。作为吴晗的同事，陈先生当时尚未转向研究钱柳因缘，而1948年北平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他虽然未提这篇“雄文”，但不可能不知其存在。

　　除吴晗之外，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差不多和陈寅恪同时致力于研究钱谦益，1959年、1965年先后发表《钱谦益与东林：作为政客的钱谦益》与《钱谦益与清朝经学》两文。这两篇文章，陈先生都未参看，也许因为当时甚难接触到日文资料。后来吉川在1980年又发表《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钱谦益》一文，陈先生也不可能看到了。《柳》书并非未注意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该书引了宫崎来城《郑成功年谱》。

　　事实上，陈先生在撰写《柳》书时颇注意海外学者研究成果。据竺可桢说，他1964年4月飞赴广州视察南方科研机构时曾顺道至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当日下午4点至中大，去了姜立夫和陈寅恪家，其实姜、陈两人也是他早年在哈佛的校友。他先在姜家略坐，后与姜一起去看陈。陈说在1962年9月Eastern Horizon（东方地平线）中有Mote书评，“曾提到渠近作明清之交的历史问题。我允为之查复”。但后来竺似未找到此文。此处Mote即牟复礼。其实《东方地平线》1962年只出到第8期，因主编突然去世，第9期迟至1963年才刊出，上面并未刊出牟复礼的文章。无论如何，陈当时是很关注海外研究的。但不知为何，他没有引任何早期西文钱谦益研究，也许因为缺乏能寻找和阅读西文文献的助手吧。

　　欧美学者开始阅读钱谦益

　　除了中日学者之外，20世纪初颇有几位欧美学者注意钱谦益的作品，如1920年代伯希和（Paul Pelliot）、恒慕义（Arthur W.Hummel）、1930年代福克司（Walter Fuchs）、穆尔（A.C.Moule）、富路特（Luther C.Goodrich）等学者各自发表法文、德文、英文论著，提示或参考钱谦益的作品，尽管他们的研究重点不是明清史。这些人其实都互相认识，学术上相互受益不少。受富路特指点，其学生卜恩礼（Heinrich Busch）也在1940年代的博士论文中使用了钱谦益的资料。不过西方第一位专门讨论钱谦益的学者是富路特，其1933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有专章为钱谦益作一小传。其次是卫德明（Hellmut Wilhelm），他1942年在《华裔学志》发表《有关钱谦益的书目札记》，首次将钱谦益本人列为考察的对象，撰写专文介绍钱谦益所留下的论著及其版本。

　　早在1920年代，伯希和即已经注意到钱谦益的作品。1913年他和沙畹发表《摩尼教入传中国考》长文，引起中国学者王国维和陈垣的兴趣，王、陈两人先后发表相关文章进行探讨。1923年7月，伯希和又在《通报》发表《福建摩尼教遗迹》一文，称在王国维、陈垣的讨论基础之上，用当地史料探讨福建摩尼教。因陈垣提示了何乔远《闽书》中所记泉州摩尼教，伯希和则特别提示了王、陈未注意的何乔远《名山藏》一书中有关摩尼教史料，从而引了1640年钱谦益为该书所作的序。伯希和显然看了钱谦益的序而指此书书名“名山藏”来自司马迁《史记》自序所谓“藏之名山”一说。此序全名为《少司空晋江何公国史名山藏序》。钱谦益受人之托，为此书作序，他在序中回顾了司马迁、韩愈、司马光等人参与修史的特色，说《名山藏》撰成有三难三善。所谓三难，一是“昭代之人修昭代之史”忌讳太多；二是“以一人一时网罗一代之事，既非专门服习之举，又无史局纂修之助”；三是当时何乔远修史不像司马光先有史料长编打底，而面临记载纷纭，援引证据较寡的困境。钱谦益指出此书取名《名山藏》乃是为了“隐史名”；而其书只有记，未用本纪、志、传则是“削史体”；此书未缮写进御则是“辟史职”。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未提此序。不过，陈寅恪引了钱谦益同时代学者陈子龙为《皇明经世文编》所撰的序，其中对史学的评论也归纳为三点。陈子龙认为明朝270年历史上，“遗文绪论，未有统汇，散于江海，盖有三患焉。一曰朝无良史。二曰国无世家。三曰世无实学”。1924年伯希和发表一篇论文讨论《说郛》，则提到了钱谦益所编《列朝诗集》。伯希和当时能注意到陈垣没注意到的材料，很不容易。此外，1920年代恒慕义也在国会图书馆报告中简单提到了钱，但错将钱的卒年列为1665年。

　　1930年代一些欧美学者如福克司、穆尔、富路特都只是简单引用了钱谦益的相关作品，并未将其列为主要考察对象。1930年德国学者福克司在《泰东》杂志发表了《关于满文甘珠尔》一文，主要是受内藤湖南和伯希和启发，讨论清代之际满文大藏经翻译与刊刻史。内藤湖南1905年夏曾在东北考察，在太平寺、长宁寺、北塔分别找到了一些蒙、藏、满文大藏经藏品，在万寿寺则发现了部分汉文的明朝北藏以及清朝龙藏（参见钱婉约《此生成就名山业，不厌重洋十往还：内藤湖南中国访书及其学术史意义述论》，《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別冊3，2008年，141页）。福克司此文主要讨论清代刻经的情况，他注意到钱谦益的《楞严蒙钞》被禁毁。钱谦益此书全名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一共10卷，历经10年，于1660年完稿。但不久即遭禁毁，仅有极少量写本和刻本存世。

　　陈寅恪在《柳》传中提到这本《蒙钞》，但重点是他认为《楞严经》咒心非伪造，前后文则为伪造。他说：“至《楞严经》，寅恪十余岁时已读牧斋所作之《蒙钞》，后数年又于绍氏见一旧本《蒙钞》，上钤牧斋印记，亦莫辨其真伪。近数十年来，中外学人考论此经者多矣，大抵认为伪作。寅恪曩时与钢和泰君共取古今中外有关此经之著述及乾隆时满、蒙、藏文译本参校推绎，尤注意其咒文，是否复原后合于梵文之文法及意义，因此得一结论，即此经梵文间译之咒心，实非华人所能伪造。然其前后诸品，则此土文士摭取开元以前关于阿难摩邓枷女故事译文融会而成，故咒心前后之文实为伪造，非有梵文原本。譬如一名画手卷，画确是真，而前后题跋皆为伪造。由是言之，谓此经全真者固非，谓其全伪者亦未谛也。当寅恪与钢君共读此经之时，并偶观赏小云君演摩登伽女戏剧，今涉笔及此，回思前事，又不觉为之一叹也。”福克司1930年代初在北平参加中德学会的活动，非常活跃。他这篇文章发表时，陈寅恪应该看过的。

　　1933年1月穆尔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发表《中国之景教徒》一文，主要讨论房山十字寺和西安景教碑。他特别称赞钱谦益在《有学集》中的《景教考》一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中文史料并且对西安景教碑提供了一些正确的释读，并指出此文非常重要。

　　欧美学者真正研究钱谦益

　　欧美学者真正关注钱谦益都是因为关注清初文字狱问题。1933年富路特出版了其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乾隆之文字狱》。此文主要由在哥大任访问教授的莱顿汉学家戴闻达指导，但在写作过程中亦获陈垣、福克司、恒慕义等人指点，因他曾在北平游历，与陈垣、福克司等人有来往。该书有一章是钱谦益小传，但是内容极简单，仅不足五页，基本上是英译了1931年北京刊出的闵尔昌《碑传集补》中的钱传，只能算略述了钱之生平，相当于人名辞典里的词条。不过，里面倒是提到1640年钱谦益纳柳如是之后，柳在明亡时劝钱殉节，其不允，反而投清。富氏也英译了1769年乾隆谴责钱谦益失节并下令禁毁其著作的诏书。该章倒是很规范，在注释里列出了之前所有提到过钱谦益的西方学者的论著，如伯希和、恒慕义、福克司等人。在注六提示了河东郡本姓杨名爱，字蘼芜，而以柳如是名世，家出江苏吴江。注十三说明除了福克司提到钱曾撰《楞严蒙钞》，钱还撰有《金刚经蒙钞》。可以看出富路特是粗粗翻看过《初学集》和《有学集》的，但未下功夫仔细研读。1938年12月，富路特又在《哈佛亚洲学报》翻译发表了顾颉刚1935年7月在《东方杂志》刊出的《明代文字狱祸考略》长文，也简单提到了钱谦益。

　　1942年卫德明在《华裔学志》发表了《有关钱谦益的书目札记》一文，是一篇有关钱谦益第一手文献的书目汇总。应该注意的是，卫德明1905年出生在青岛，父亲是学问很好的传教士卫礼贤。卫德明原本学法律，后来受父亲启发转向汉学，并于1932年在柏林大学由福兰阁指导取得博士学位。后回中国在北大教德语，编纂《德华字典》。1942年他发表这篇文章时，人在北平，而这篇文章实际完成于1941年4月其在北平的书房日知斋。虽然北平在日本占领之下，但因为他来自日本盟友德国，所以活动并未受限制。尽管这篇文章讨论的出发点是富路特1933年的博士论文，但其所参考的史料远远超出富路特。在注二中列出了一大堆富路特所没有参考的钱谦益传记史料，有些是常见的文献，如《清史稿》、《清史列传》之《贰臣传》、《国朝名家诗钞小传》，也有些是不常见的《虞阳说苑》、《牧斋遗事》、《虞山妖乱志》、《钱氏家变录》、《河东君殉家难事实》等等。正如卫德明指出的，不仅钱谦益的作品被乾隆禁毁，那些引用其诗文的作品甚至仅仅是提及钱氏名字的作品很多都被禁毁。他指出乾隆文字狱对钱谦益作品的禁毁完全失败了，大多数有价值的作品都流传下来了，而那些流失的作品之所以流失并非政治原因，而是因为自然损毁，如钱谦益个人图书馆失火被焚。钱谦益留下来的作品甚至远比那些不在禁毁名单的学者留下来的东西还多。这篇文章其实主要提示了40种钱谦益留下来的作品，这个单子其实也受益于顾颉刚和马太玄在《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的《清代著述考》中所列举的钱谦益作品目录。有意思的是，这40种钱氏作品，卫德明还尽可能提示了其存世版本及其刊行时间，如《初学集》的三种版本，《有学集》的四种版本。他将这些钱氏作品，分为文集、历史著作、钱谦益编辑的作品、佛学著作、杂纂、辑本等六类。

　　卫氏论文中提到的文献大多数为陈寅恪《柳》书所参考，但也有少数没有出现在《柳》之中，没有出现在《柳》传中并不能说陈没看过，很多看过的书不一定会引，不引的原因也很多，毕竟学者引用材料也有剪裁的考虑，不是说有关的材料都放上去，要依作者关心的论题而定。有时一条材料能说明很多论题，有时很多条材料只能说明一个论题，那就没必要逐条征引。正如何龄修先生所说的，陈先生引书虽达数百种，仍有很多参考过但没有引用的书，可能加起来有近千种。陈先生虽然没有提卫德明的文章，但很可能看过，毕竟这篇文章登在北平出版的《华裔学志》上。也可能早年看过，晚年未再瞩目。各种可能性不能轻易排除。总而言之，富路特、卫德明的论著有一个优点，一般会列出所有西文中前人提示过钱谦益的论著，让读者很容易看出学术积累。这一点无疑值得借鉴。

　　（作者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历史哲学宗教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