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器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不陌生，但大部分人可能并不了解它的历史。不可否认的是，瓷器是中国人的伟大发明，瓷器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想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瓷器历史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我编辑阎崇年《御窑千年》的最初感受。伴随编辑的深入，我产生了更多的思考与感悟，这就是编辑的乐趣所在。

　　《御窑千年》是一部简明的瓷器文化史，它同其他有关阐述瓷器历史的著作有明显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陶瓷史或者瓷器史，主要探讨瓷器本身的产生和发展，关注烧造瓷器的原料和工艺，重点是“物”——瓷器。但据不完全统计，《御窑千年》中共涉及约400位人物，“人”成了本书关注的重点。原因在于，作为历史学家的阎崇年更关注人在瓷器发展史上的作用。书中所涉及的众多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瓷器文化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这些人中包括主导瓷器生产、制定窑业政策、监督御窑发展的皇帝、官员、宦官，还包括为提高烧造瓷器工艺水平、提升瓷器艺术品位的工匠、文人、画师。有了对相关人物的研究，讲述他们的故事，御窑瓷器的历史生动鲜活起来了。阎先生秉笔直书，鞭笞专制皇权下的丑恶与贪婪，歌颂美好的价值观念与伟大的工匠精神。

　　阎先生始终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御窑瓷器的千年发展。代表瓷器最高水平的御窑瓷器，其发展历史更具有典型性与说服力。通过爬梳史料和观赏传世的历代名瓷，阎先生总结出一条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启示，那就是“御窑千年”的历史文化，在精美瓷器的背后，隐藏着的精华是“新”，即思想创新、管理创新、技艺创新、产品创新。宋代的青白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元代的青花瓷和釉里红，一改单一颜色瓷器的局面，而开创彩色瓷器的新境界；明代的斗彩、五彩，争奇斗艳，色彩缤纷；清代的珐琅彩、粉彩，各种色彩、绘画，都可以纵情而灵动地展现在瓷器上。创新，既是中国瓷器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中国瓷器文化绵延的生命力！在《御窑千年》一书中，阎先生讲述的一条明线是历朝历代的御窑瓷器烧造的兴衰，还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暗线就是皇帝、官员、工匠头脑中及瓷器身上体现出的创新思维。这是一条有关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总结，是我编辑《御窑千年》的一大收获。

　　阎崇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尤以研究明清史见长。很多人看到《御窑千年》后，都会诧异阎先生为何“跨界”研究瓷器。在阅读的过程中，大家就会逐渐消除疑惑。历史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具有多面向的体，包罗万象。阎先生受过严格的历史学学术训练，用史料研究历史早已驾轻就熟，炉火纯青。难能可贵的是，阎先生近年在研究明清宫廷文化的过程中发现，除了文献史料之外，器物也富含大量历史信息，需要下功夫研究。而精美绝伦、器型各异的宫廷瓷器，便逐渐走进了阎先生的视野。他对御窑和瓷器，其实早有留意，但把精力集中投入其间，是在2012年。五年之后，他撰述并出版了《御窑千年》。五年的时间，阎先生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御窑和瓷器上，他读“万卷书”，一边学习瓷器的相关知识，一边思考瓷器背后的历史大势；他又行“万里路”，走进御窑和瓷器的历史现场，此后将它们带到读者和观众面前。书中多处文字透露出阎先生取得收获的喜悦。比如，他系统梳理了有关“元青花”提法的学术史；准确纠正了清代“郎窑”瓷器中的“郎”所指的不是郎廷佐，而是郎廷极；细致考辨出清代督陶名臣唐英为八旗满洲包衣而非汉军身份；强调指出“瓷器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等等。

　　阎崇年以耄耋之年进入新的研究领域，一方面在于他谙熟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在于他本人探索新知识的好奇与渴望。更为重要的是，阎先生深知历史学家的责任，向广大读者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御窑千年的历史，在阎先生笔下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张龙 系三联书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