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8月11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李萌）因为持续发烧，我8日离开地震灾区回到昆明，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检查，有个医生听我讲完灾区的经历，瞪大了眼睛问：“解放军是去救人，你们记者在灾区干什么，为啥这么拼命？”

　　我记得只跟她说了四个字：“报道灾情。”这两天躺在病床上，这个问题一直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其实那天我想说：“我们也是在救人！早一分钟把灾情报道出去，就能为救援提供更多准确信息。多凝聚一份正能量，就能帮更多人重拾生活的希望。这也是在救人，所以我们要拼命，不顾一切！”

　　这些天，不断有记者负伤生病，摄影记者王申遭遇滑坡崴了脚，文字记者浦超眼角膜出血，李怀岩浑身起疹子，还有同志被狗咬伤，有的被迫从前线撤回，上飞机时仍然念叨着“还有很多村子没去呢，不知道里面受灾群众情况怎么样？”有的仍然带病坚持报道，嘴上说“我没事儿，这点病不算什么”，一边却头晕目眩冒着虚汗。

　　虽然参加工作已经四年多，云南大大小小的地震也经历了不少，自认为经验丰富的我，还是被这次鲁甸地震灾区的危险和艰苦所震撼。3日当晚，在徒步进入灾区的路上，黑暗中不断听到山谷里巨石滚落的声音，走一段就听见有人大喊“快跑！”没跑两步，石头和泥土已经从山头呼啸着飞了下来。我就这样走了近十公里，在当晚十点半左右进入龙头山镇，成为第一个进入震中的新华社记者。

　　震后头几天，强烈的余震又不断造成新的滑坡，又造成很多群众遇难，偏远的村寨因为交通阻断，仍没有消息。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跟随救援队伍向最偏远的村寨进发，背着沉重的器材在乌蒙山的悬崖陡壁间艰难前行。在很多通往重灾村寨的路上，仅有的乡间小路也被塌方掩埋，要进去只能爬上松动的土石，自己踩出一条路来，稍有不慎就会滑进几十米深的峡谷。在红石岩村采访的路上，刘景洋、崔元磊等几名同事遇到滑坡，这些没有走惯山路的同志咬着牙，硬是一点点爬了过去！

　　虽然进灾区前就已经对食宿困难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最初几天的艰苦程度仍然超出了预想。地震当晚，在暴雨中听完现场会，救援队伍各自散去，我冲到最近的一个简易帐篷下准备发稿，发现电脑已经泡汤了。浑身湿透、电脑罢工、手机没信号，我在暴雨中疯狂地拨打电话，突然手机没电了！那一刹那真有点要崩溃的感觉，但看到身旁无助的伤员，我反复告诉自己“必须挺住”。

　　最后几经波折，终于在当晚凭借仅剩的一部手机口述了灾情和救灾面临的四大困难等情况，在雨中挺了一夜。大部分记者除了头天在飞机上吃了一个三明治外，就再也没有吃过东西。第二天在指挥部见到前来支援的同事陈海宁、白靖利、胡超，差一点就哭出来。发完稿子，大家又拖着疲惫的身体，四处找吃的东西，当天晚上吃到最好的“晚餐”是蔬菜汤泡红米饭，外加几勺干辣椒面。白靖利狼吞虎咽了一大碗，抹抹嘴说：“很多年以后，我仍会怀念这顿饭的。”

　　白天，太阳升起来以后气温快速上升，毒辣的阳光要把人烤干似的。到了晚上，没有帐篷，我和50多岁的陈海宁老师壮着胆子住进学校宿舍楼，推开一间屋子，床上除了一块木板，什么都没有。我们几个就这样蜷缩着身体，在“饥寒交迫”中熬了一宿，第二天早上感觉整个人都是僵硬的。期间，至少有三次强烈的余震，在睡梦中听见人们轰隆隆地往外跑，身经百战的陈海宁老师很淡定：“真要塌，怎么都跑不出去。所以还是安心睡吧，养足精神明天采访！”

　　在头几天的采访中，喝不到水、吃不上饭、晚上没被褥已经成为常态，不论男女，每位记者都咬紧牙关坚持着。女记者刘丽琴赶到灾区后立即投入工作，不仅采访写稿，还负担起繁杂的报道协调工作，电视记者王晋源一连几天在大山里跟随救援队伍马不停蹄地采访，被太阳晒得黑了几圈，也成了新华社记者队伍里的响当当的“女汉子”。

　　还有更多新华社记者没有来得及讲述自己的经历，他们当中有的刚刚入社、有的已征战多年、有的身居领导岗位，但每个人都在努力着、坚守着，行走在灾区的高山深谷，倾听着受灾群众哭诉、搜寻着废墟中仍存的希望。

　　在灾区采访时，时不时会听到感谢、敬佩的话，作为新华社记者的自豪感也油然而生，但灾区群众悲痛、无助的一幕幕转瞬又填满了我的脑海，还有更多的群众需要帮助，需要有人倾听，需要有人向世界讲述他们的故事。“新华社记者”这几个字，意味着责任，也意味着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