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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背后
亲人们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一只印花小包。里头装着小外孙周俊杰给谢维礼攒的“购房款”。
过去一年,这祖孙俩在那座1983年盖的土房子里相依为命。小俊杰只有6岁,但很懂事,母亲给了零花钱他全都攒起来,说“要给外公买房子”。震后,谢维礼在废墟里找到这只小包,顿时哭倒在地。
那一摞纸币大多是一角两角的旧票,用黑皮筋扎在一起,总共不过十来元。
鲁甸地震后,人们一直问:一次6.5级地震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为什么?小俊杰给出了最重要的一个答案——房子问题。
我国农村土木结构房屋抗震能力差,而鲁甸所在滇东北地区的大量农房则是差中之差,被云南省防灾研究所所长张建国称为“劣等土木结构”。
在灾情较轻的龙头山镇翠屏村,我们登上一座未倒的土房。从外表看,这是座两层小楼,其实上下层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每踩一步,一阵摇颤。
对灾区房屋作过广泛调查的张建国说:“这样的房子一旦倒塌,不留空间缝隙。很多人不是被砸死的,是窒息而死。”
鲁甸县委书记保剑估计,这次地震倒塌房屋中,90%以上是土墙老房。
2007年起,云南省启动“抗震保安”项目,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每户补助万余元,农民再自筹数万元,就能建成一座安全实用的房子,鲁甸上万农户因此受惠。然而,这一政策尚未覆盖所有农户。一个原因在于,有的农民拿不出自己配套的几万元,没法要国家补助。
在地震多发带数十年栖身于不抗震的土房子,根本原因就是贫穷。
震后刚恢复营业,龙头山农村信用社就迎来了大批村民,存从废墟里挖出来的钱。有人只存几十元,还都是一毛钱的零票,挖出来一点,就跑来存一点,一天来了四五趟。有的纸币碎成了七八片,就用胶水粘一粘再存。
在巧家县灾区,一位老人坐在废墟上痛哭不止,不是有亲人遇难,而是因为一副棺材板和两条火腿没挖出来。
到2013年,鲁甸仍有实际贫困人口20多万人,占农村总人口七成以上。鲁甸所在乌蒙山区,2012年被纳入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列。
为摆脱贫穷,这里的人们一直进行着悲壮的努力。
记者在牛栏江堰塞湖一艘冲锋舟上遇到陶永红时,这位火德红镇李家山村村民组长正在搜寻失踪乡亲。忽然,他指着混浊的湖水说:“这下面淹掉了我的前半辈子!”
今年44岁的陶永红幼年丧母,父亲用玉米芯子熬成的糊糊,带着他们四兄妹熬过了最艰难的年月。陶永红发誓要过上好日子。他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从地里摘下两百斤新鲜的西红柿,毛驴驮一半,自己担一半,走3小时山路,赶到集市上卖。
凭着勤奋,他的菜地换成了花椒林和果园,小毛驴换成了大骡子,旧土房换成了钢筋水泥的新楼房。开商店、卖烧烤、办养鸡场……十几年间,他成了牛栏江边公认的能人。
地震后的几天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不断上涨的堰塞湖水一寸一寸吞没了自己的家,吞没了老房、新房、养鸡场、果园、花椒林……奋斗半生,一夜之间又倾家荡产。
这里的贫穷令人心酸,而贫穷并非问题的全部。
张建国说:“遇到甘家寨那样的大滑坡,你就是用厚钢板建房子都没用。”
我们问:为什么不搬家?
往哪儿搬?人们反问。
村民邹嘉贵的妹妹原本住在另一个社区,半个多月前因滑坡威胁到房子,才带着自家70头猪来甘家寨投奔哥哥,却终究被埋在了垮塌的山体中。
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并不能躲过灾难。而鲁甸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87.9%,难有大块平地打造“诺亚方舟”。不仅鲁甸,这样的状况在整个西南部山区随处可见。路过鲁甸一个邻县时,记者看到一条标语:“在山谷中求生存,在悬崖上谋发展。”
似乎无解的难题还有很多——
地质灾害隐患亟需治理,可是数量太多、规模太大、成本太高。
25度以上坡地应该退耕还林,可是平地实在太少了。
为了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不少人想方设法多生娃娃,可生得越多,资源就越不够分。
越穷越无法保护生态,生态环境越是恶化人也就越穷……一道道怪圈不断上演,就像那迷宫般的重重大山,把山里人困住。
劫后重生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大山。
鲁甸震后,大批村民从山外打工地心急如焚地赶回家乡。他们只是乌蒙山区庞大外出务工群体的一小部分。
如今,鲁甸有12万人外出打工,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强。2013年,他们汇回打工款13亿元,是全县财政收入的5倍多。
这次遇难的多为老人和孩子,本来就“空巢”遍布的山村更显空寂。
多少年来,父辈们背井离乡,少年们跋涉在山高谷深的求学路上,期望考出大山,改变命运。
一位老人送5个娃娃上学,老人和背上的孩子被塌方石块撞下悬崖。
我们最难忘的是一个名叫田应先的18岁姑娘。她从镇上取回大学录取通知书不到一个小时,就倒在了房屋坍塌的尘烟中。
当时,她已经跑出去了,又奔回来,从沙发上抱起两岁的堂弟。出门一瞬,一根房梁击中了她。被人们挖出来时,她僵直的双臂还保持着将孩子递出去的姿势,而孩子毫发无伤。
她父亲在昆明打工,闻讯回到家,先搭了个棚子给女儿挡太阳,随后就去房子废墟里挖东西。挖出什么他都不要,直至找到女儿那张大红封皮、沾满泥巴的录取通知书。
田应先本该是龙头山镇龙井村耐石山社第一个大学生。这个身高1米68、有着浅浅酒窝的漂亮女孩想当空姐,也想考导游。平时很用功,高考前凌晨一点还在拼命做模拟题。她曾告诉弟弟,自己要先立业,到28岁才结婚。
她是个爱美而节俭的姑娘,每天都要洗那一头齐腰的乌黑长发。遇难前几天,她看上一条100元的白色连衣裙,试穿了好几遍,还是没舍得买。
田应先读高一的弟弟在地震中被砸伤,头裹绷带躺在医院里。问起他的打算,他讲了一件事:初三时他想辍学,招来姐姐一顿大骂:“不读书,你只能一辈子留在这里种地!”
但走出大山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还要在这片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土地上继续活下去。
怎么才能活得更安全、更富足?
鲁甸县委县政府找到了一条出路——花椒。
2008年,时任县长的保剑下乡推广花椒种植时,村民们不无担心:“卖不出去的话,你让我们拿花椒当饭吃啊?”
无论从地理气候适应性、经济前景还是生态功能上看,种花椒都远比种庄稼划算。6年间,全县花椒种植面积从5万亩扩大至22万亩。
每斤三四十元的收入揣进腰包,农民信服了,从贫地种到肥地,最后把犄角旮旯都栽上了花椒。
尽管地震摧毁了大片刚进入盛果期的花椒林,但保剑确信,花椒是鲁甸的希望:“只要坚持抓上十年,鲁甸就能富起来。”
震后几天,重建已开始设计论证。一些新的方案正在讨论:在逃离和留守之间,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比如利用集镇,把分散居住在危险地段的村民适度集中,“给山让路、给水让道”,让人和自然拥有各自空间。
在付出了深重代价的鲁甸,人们正在寻找答案。这答案,或将为更多的西部贫困地区提供一面以经年生死打磨而来的镜子。
伤痛日渐平复的山里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山崩地裂那一刹,甘家寨失去了最新成员,一位名叫王中军的婴儿。没有照片,这个出生仅10天的孩子未能在匆匆走了一遭的人世间留下任何痕迹。
三天后,鲁甸县人民医院产房内,来自李家山村的两个宝宝同一天出生。都是男孩,都是六斤六两。
在持续的余震中,新生儿的啼哭,仿佛为这片遭受劫难的土地唱响着生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