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向“不宽容”致敬

　　于她们而言，美丽是最大的危险。日军的铁蹄踏进村庄，素有“盖山西”美貌的侯冬娥被搜出带走，裹着一双小脚的张先兔被从婚床上掳去……而今，“慰安妇”成了还活在今天的历史名词。在这片早已恢复了和平的大地上，姑娘们忙着工作、打扮、恋爱。而在那场泯灭人性的暴行中，中国有20万妇女惨遭日军蹂躏。

　　柔弱而美丽的女性，受到最大的伤害，又以最大的坚忍生存。年轻时，她们面对暴行无力反抗，却在耄耋之年勇敢地站上法庭，要求施暴者道歉。

　　时至今日，日本各级法院均判决政府不承担责任。“盖山西”和她饱受折磨的姐妹们，带着更多难以言说的创伤，入土却不能为安。暮年的她们正在逝去，历史碎片的一点点活证据正在消失。

　　对于施暴者的拒不认错，她们绝不宽容。我愿向她们的“执著”致敬。（陈墨）

　　日语老人：语言的烙印

　　在大连、旅顺乃至整个东北，白发苍苍却能说流利日语的老人多到不可计数。

　　92岁的王文生就是其中一个。他几乎失去全部牙齿、头发和行动能力，他嗫嚅着说话，但日语依然流利。

　　在他还是读书郎的年纪，日本已经“租借”中国大连和旅顺数十年，尤重殖民教育。王文生家贫，四年级时进了日本人办的学堂。

　　他曾被保送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可穷到没路费，却让他躲过了1945年的那枚原子弹。日本投降后，他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直到退休。

　　在东北，有无数个“王文生”老人。曾任外交部翻译官的乔世良也曾口述自己就读旅顺学堂的历史。

　　如今，仍有极端爱国者质疑他们“为什么不拒绝奴化教育”，但谁又能穿越近百年的时光，在破碎山河间，给那群渴望读书的少年更多选择？

　　在和平静好的日子里，王文生上过谁家的学堂早就不再重要。只是偶尔要说些不想儿孙明白的“悄悄话”时，他和妻子会用日语交谈。

　　可见战争残酷一尺，生活宽厚一丈，多少惨烈与不堪的记忆，最终都会被庸常又伟大的生活消解。当王文生们逝去，我们要做的，也许正是继续保护这份“日常”。

　　（秦珍子）

　　抗日神剧：被娱乐玩坏的历史

　　前些天看到一个新闻，炎炎夏日，横店影视基地一天之内就有8部“抗日剧”同时开拍。看来不久之后，电视荧屏上又会袭来一大波“抗日神剧”。

　　这一次，不知道编剧、导演和特效师又将开启怎样的脑洞，以超越前人留下的“手撕鬼子”“8年神预言”和“一枪打到200里外”的江湖传说。

　　频频出现的情节谬误和离奇的角色设定，已使“抗日剧”从传统印象中的正剧，走向了“武侠剧”“魔幻剧”“科幻剧”或“偶像剧”的不归路。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娱乐，抗日剧作为电视剧的一种，有娱乐因素本也无可厚非。但当荧幕被同质化的娱乐性远大于历史性的“抗日神剧”霸占时，事情就不那么“娱乐”了。

　　我们的影视业，真的只能拍出“被娱乐玩坏的历史”吗？我们的观众，真的只能欣赏“被娱乐玩坏的历史”吗？

　　影视制作者和观众，不妨都想一想：我们今日所为，亦是明日的历史。（程曼琪）

　　抗日老电影：英雄的启蒙

　　抗日老电影中的战士，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屏幕上的英雄。小学时的我们，戴着红领巾，排着队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为《地道战》中老乡们的机智叫好、为直面鬼子的《小兵张嘎》捏一把汗，直直盯着屏幕，甚至忘了吃手里的零食。

　　八路军打鬼子，作为最早区分“好人”“坏人”的标准，那些电影中的故事，糅在跳皮筋的歌谣、平时的游戏里，也成了战后几代人童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老电影，第一次让我们见识到牺牲。大屏幕上，狼牙山五壮士飞身纵下山崖，每每恐惧伴着鬼子进村的音乐出现，都会有战士高喊：“不要管我，我掩护！”

　　屏幕前的我们，尽管早就知道结局是“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仍然不禁揪着心。而70年前战火中的他们，饿着肚子，拿着远不如敌人的武器，毫不犹豫地扑上敌阵，而这，并不是电影。

　　你、我、我们，都是在他们的掩护下走到今天的。荧幕上的英雄，把英姿定格在黑白胶片上。通过这些老电影，那些为了你我能过上平凡生活而不得不成为英雄的人们，永不落幕。（陈墨）

　　抗日游行：请与理智为伍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无疑给近代中国留下了一段无法抹平的创痛。以至今日，在中日关系产生摩擦冲突之时，依然会爆发高喊“勿忘国耻”“抵制日货”“日本滚出钓鱼岛”等口号的抗日游行。

　　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游行中，一些人发现自己的同胞成为被攻击的靶子。一位大姐参加抗日游行后，回到停车位却发现自己的日产车被砸了，不禁掩面而泣。

　　爱国从来都不是虚假的口号，义愤填膺的游行，应该是清醒理性地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借着爱国的旗号来宣泄内心的邪恶，释放对暴力的狂热。

　　请理性，请不要用暴力行动向当年犯下暴行的日本抗议。（陈轶男）

　　左权县：不只是左权

　　在我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中，有8个县以人名作为地名，左权县就是其中之一。

　　为纪念抗战期间在此牺牲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当地百姓请愿以更改家乡名称的方式，将左权和他们联系在一起，烙进他们和他们子孙后代的一生。

　　如今的左权县，不仅有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左权将军烈士陵园等缅怀先烈的场所，就连县城最大的广场都要叫做“将军广场”，时刻提醒人们铭记左权的故事。

　　在1942年的那场战役中牺牲的将士们，有些像左权一样留下了名字，更多的人则来不及确认身份，便被草草地葬在异乡，渐渐被人遗忘。

　　50年后，一个左权县的普通村民，在院子里挖到一具战士的遗骨，倔强的他从此便踏上了为左权县的抗战烈士遗骨寻亲的道路。这条路一走就是20年。他找到的遗骨，有八路军音乐家，也有跳崖殉国的普通八路军战士。

　　左权的女儿说：“战士们都是英雄，不应该提到十字岭战役，似乎只有一个左权。”

　　那些被找到的遗骨的掩埋处，正是左权牺牲的地方。（杨海）

　　汽车靠右行驶：不远万里而来的人

　　这好像是再平淡不过的事情了：大街上，所有的机动车、行人都沿着道路右侧行驶。

　　然而，如果你把时光倒流回70年前乃至更早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的车辆都是靠左侧行驶的——这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巡警部制定《交通暂行规则》时就定下的老规矩。但在二战末期，平衡被大批来自大洋彼岸的小伙子打破了：前来援华的美国军人，开着他们的军车，带着海量的物资，跌跌撞撞地上了左行的中国路。在自己的国家，他们早已习惯了右行。

　　很难想象那是怎样的场面。1946年的《申报》回忆说，抗战前夕，“军用汽车云集”，常有行车秩序混乱发生，有时甚至“肇祸伤人”。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此给行政院发了一封电文，建议全国一律靠右行走，这样可以“节省改装，减少肇事”。之所以“节省改装”，是因为那时中国大量进口美式汽车，改装一部车可能会增加五分之一的成本。

　　终于，自1946年起，中国大街上的汽车都开始靠右行驶，这一习惯延续至今。

　　虽然并没有什么人会想到，这大街上司空见惯的景象，来自70年前不远万里而来的美国年轻人。而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给战后的中国带来了改变。（黄昉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