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资深媒体人杨澜携新版《一问一世界》在京举行首发式，细述入行30年来的成长与体会，对上千位智者勇敢发问，为人们展现这个时代的真相。参加本次新书发布会的还有著名主持人水均益、陈鲁豫、陈伟鸿，并且这也是四位主持人史上首次同框，大家一起畅聊中国电视黄金30年，约定继续做一个勇敢的“提问者”。

　　《一问一世界》是杨澜入行30年来的一次总结，从杨澜做主持人提出的一万多个发问中提炼而出，涵盖了国际政治、商业、文化、体育、艺术等各个领域，她采访的对象包括老布什、基辛格、克林顿、李光耀、王石、稻和盛夫、严歌苓、金庸、李敖等上千位各行各业的名人领袖。在书中，杨澜袒露了入行30年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她的媒体生涯和她眼中的传媒江湖；她与上千位各个领域精英们的问答过程；她对输赢、竞争、艰难时候的选择，梦想和现实的差距，事业和家庭之间的平衡通过问答得出的答案，帮助读者解决当下的困惑。

　　在新书发布会前夕，北京青年报记者也对杨澜发问。

　　谈媒体

　　仍有好奇心 我还想讲好故事

　　北青报：这本书名叫《一问一世界》，在你看来，一个好问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共性？

　　杨澜：我觉得一个好的问题一定是打开想象力的问题。它既打开了被采访者的表达欲望，也能够让观众觉得“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能够激发出观众的好奇，让大家好奇对方怎么回答。总结来说，一个好问题，就是一个能够打开想象力、能够带动别人参与的提问。

　　北青报：你在序言里的第一句就写，今年是您入行30年，其实也可以说这30年你是跟中国整个的媒体生态环境一起来成长的。这30年中国媒体经历了很多变化，那这么多年，对你自己来讲不变的一些东西是什么？

　　杨澜：我觉得不变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的好奇心从来没有改变，现在当我们讨论一个选题，进行一个采访的时候，我还会感到一种兴奋和紧张。第二个不变是，我始终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想，新闻无论有多么坚硬的内核，它都在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一定要和你的观众发生某种联系，这个故事一定有讲述它的更好的方式，是先讲结尾，还是先讲中间，是先讲一个细节，还是先讲背后的一个逻辑，都是充满创意的一个过程。

　　北青报：那让我们也谈谈变化。过去传统媒体的时代里，主持人是少数的，声音是响亮的；而今天的新媒体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发言，人人都可以当主播，众声喧哗。那您怎么看这种媒体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网络时代的亲历者，您又如何适应这种喧嚣？

　　杨澜：我觉得某种表达权利的释放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谁说提问是一种特权？大家都能够有自己的表达方式，甚至直接表达出自己内心的这种渴望，我觉得这个时代非常可贵。

　　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的欲望，但人们也有一种和真正有思想的人进行深度交流的渴望，就是看你怎么去满足它。

　　这一点，2018年给我的印象特别深。2018年先后有很多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去世了，比如说像李敖先生、金庸先生等等——当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去世，网络传播的还有多年前我对他们的访问，点播量甚至都还是几千万级的。

　　北青报：这说明当年你的采访是很成功的。但这么说起来你会不会稍微有点遗憾——这么多年来，大家可能创造了很多内容，但可能很多都是娱乐的甚或说是消遣性的东西。

　　杨澜：新的事情还在不断地发生，其实这两年，比如说我在关注人工智能和包括像《匠心传奇》这样的节目，越来越觉得在所有喧嚣的背后，科技的发展、人文和艺术才是历史的硬推动力。

　　谈AI

　　集团垫资做人工智能节目

　　北青报：近些年来你一直关注人工智能领域。有关AI主播逐渐要取代媒体人部分工作的报道越来越多。作为媒体人，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杨澜：我们之前做人工智能的报道，在华尔街采访时就发现很多财经新闻的播报类稿件，都是由人工智能软件自动生成的。从文字写作的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挑战记者的工作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当然现在也有人工智能的主播。

　　也正因为此，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人工智能可以比我们有更大的记忆储存，可以回答更多的问题，但是要问出一个好的问题，却要取决于非常综合性的判断。前一段时间，我采访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时，他们就提出来，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提问题。我觉得《一问一世界》中的“提问”将来是人的智能，也是我们传媒工作者智慧的一个集中的体现，所以我要继续问下去。

　　北青报：近些年来，不论是科技还是科幻都是社会讨论的焦点。最近大热的电影也都是和科幻题材密切相关。我知道你关注科技报道也有一定时间了，当初你是怎么关注到科技报道的？你对今天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感触？

　　杨澜：我之前看了《流浪地球》，我觉得不论是在想象的开阔性，还是电影的工业制作水准上，《流浪地球》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也特别恭喜他们获得的票房成功。在我看来，科技的潮流方兴未艾，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更好的作品出现。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了解科技，其实我们在做探寻人工智能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是2015年年底，当时很多我身边的人都还没有听说过人工智能这个词。但因为阅读和跟专家探讨，我看到这个技术将影响各行各业，所以我们当时是集团垫资先来开始这个节目的全球采访和制作。

　　在各行各业都需要有某种前瞻性，需要看到未来的改变而去适应它——这就像不断“走出自己的舒适圈”，进行自适应的学习，这几乎已经成为我们一种生存的必要能力了。

　　谈女性

　　不喜欢“如何平衡家庭事业”类问题

　　北青报：在你的书中，讲了很多采访过的人和事。三八妇女节刚刚过去，我会很好奇，你在访问中有没有哪些女性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

　　杨澜：举例子真的很难，因为有很多很多位女性，都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访问过的女性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的榜样，比如说IMF就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拉加德，她也是非常潇洒和自信的女人，一头白发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通常人们都觉得女人是怕显示出自己的年龄或者是怕老的，但一个有足够自信和从容的女性，可以非常坦然地面对年龄这个话题。从她身上我可以感受到一种经过岁月历练之后的骨子里的优雅。

　　北青报：你会在采访的时候问她们如何平衡家庭、如何处理生活这样的问题吗？她们会抗拒这种问题吗？

　　杨澜：我本人就会比较抗拒这种问题，问一个人如何来平衡事业和家庭不应该是有性别取向的。所有的女性企业家，或者是有一定的职场成功经历的女性，都会被问到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似乎就是你要是没有平衡你就没有权利去搞事业。但一个男人如果成天在外边出差、从来不关注自己孩子在上什么学校、读几年级，人们可能就会说他多么尽心地工作，就会把他当作一个男子汉、男人气很高的一种佐证。这种不平衡是不公平的。我在做男性嘉宾采访的时候，经常会问他们是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他们都感到一愣，没有想到我会问他这个问题。但是你想，这个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生而为人、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吗？

　　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统筹/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