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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选秀偶像和选秀节目?
偶像文化不可能只受到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影响,它一定是会在整个社会文化导向上有更多的反思和拓进的。偶像文化必须是健康、正向、积极的,能给年轻人正向激励和引导的。
2020-07-02 14:15:04 -
2020上半年文影联动成绩亮眼 文学持续为影视赋能
2020上半年悄然已逝,疫情影响仍未消散,线下实体文化娱乐消费迟迟无法按下播放键,线上市场却持续火热,尤其文影联动一体化表现亮眼。
2020-07-02 08:25:13
张冲
《春潮》于5月17日在爱奇艺线上超前点映。电影中出现了诸多北方元素——方言、习俗与空间等,加之以超现实主义手法对美好、天真与温暖的追索,一边看一边想到了李樯编剧的电影《立春》。两部片中的女主角对生命美好的憧憬与愿景何其相似,却又有着不一样的力度、深度与完成度。
“黑夜也是一个太阳”
艾伦·麦克法兰认为,在现代性过程中家庭是“一个半亲属、半陌生人的结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政治权力的终极单位。《春潮》中的“家”具有社会空间意义,姥姥纪明岚(金燕玲饰)当年为了改变农村户籍,与城市户口的“大流氓”组建家庭。“单纯的南方姑娘”不但成功甩掉了第三者的帽子,还利用言语的优势博得外人同情,以掌握家庭空间中的核心权力。因为婚前史,加之“阴影”心理的驱使,现实中获利的无产阶级成员纪明岚厌恶夫妻生活,并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高度,打压、侮辱丈夫的性与欲望,并将这种打压、仇恨与斗争移置至女儿郭建波(郝蕾饰)身上。膨胀的母权与扭曲的妻性,导致好脾气的丈夫对其进行反阉割行动:在公共场合暴露身体、摸其他女人并将卖淫小姐带回家,致使核心家庭解体。此后,纪明岚将母权的权威移至男性缺席的三代女性之家中,其威力与胁迫常常爆发在一张狭小的饭桌空间内。母女间的私人距离,超越了叔本华所比喻的人与火的距离。纪明岚将火伸向女儿的现实与梦想,对其进行摧残与毁灭,导致郭建波灼伤连连,俟时反击、颠覆与解构其母权。
从心理学或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讲,带有伦理血缘关系的女女关系比较复杂。女儿郭建波的勃勃生机与纪明岚的劳累、衰老形成对比,导致二者之间的关系微妙而紧张,呈现出生命意志本真的多元性。女儿“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式的孤独、落寞,令在柴米油盐中掌握话语权的母亲失衡。她辱骂、诅咒女儿,令其在家庭与工作空间中的存在显得不合时宜。在被母权阉割与火炙的四十年中,女儿也试图重建“想象界”来安放现实中无处安放的“小写的他者”。她假借记者的职业道德操守来移置生活中的非理性情绪,以“艾滋病、性侵、失落、拆迁、怒杀与暴力”等主题对社会进行报道与批评,却被母亲污名为“畜生不如”。面对母权的污名化、压抑及对爱的阉割,女儿和父亲一样,对母权进行了反抗与颠覆,即使受到母亲咒诅般的报应——孤独、贫穷、孤儿寡母与疾病缠身,亦不肯妥协。她不肯顺服母亲择良而嫁,而以不知其父为谁的自己女儿的出生,来反抗母亲。与音乐家的欢情、台湾师傅搜集的大海声以及女儿的爱——郭建波极力呵护生命中这些短暂存在的柔软、天真和美好,这是她暗黑人生的希望之光。所以当姥姥对外孙女继续蔓延母权权威时,郭建波采取行动:夜里母亲身体出问题找药时,郭建波出门瞥了一眼后,返身关上房门,一片漆黑。尼采说过“黑夜也是一个太阳”。“弑母”行动后,郭建波在医院里耐心而仔细地照料安静如婴孩的母亲,后者的母权此时已消解殆尽。
“无用”的诗与远方
《春潮》里常常有惊鸿一瞥的惊颤:放荡下的天真、魔幻中的浪漫与超越现实的想象等,都不是日常的必需品,甚至有些是世俗世界的文明与人性所压抑的,但杨荔钠将之展现在屏幕上,成为“景观”与“刺点”。其与周作人的存在论、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论一样,为了灵魂宁静,我们“看秋河,听雨,闻香”,这些看似“无用”的元素恰使得人类暂时躲避世俗世界占有欲与有用性的钳制,回望生命冲动与原始意志,望向那消尽的神圣世界。
《春潮》中这些“无用”的元素,比如水,在郭建波的生活和幻想中多次出现。对于东北平原上的人来说,水是湿润、温柔和诗意的,有着超然生活的浪漫意味。影片结尾处,郭建波听盲人按摩师录下的大海声音时,闭上眼睛,屏蔽掉世俗世界符号、秩序与界限的侵扰,她看到了自己动物般的纯粹欲望与神圣世界的超现实存在。她终于重构了属于自己的完美想象界——清澈的水四处流溢,清浅的水层倒映着女儿与好友的友谊。这一画面是郭建波心中最美好的刺点,想象中她重建了和女儿之间充满爱的完美世界。爱如水一样流溢,从门下流向街道、水泥砖缝、大合唱的舞台、柏油马路及生活的各个空间。现实中郭建波无法原谅妈妈,想象界中清水流过妈妈所在的老年合唱团,潜意识地流出了她对母亲的理解、和解与宽恕。在于现实无用的想象中,她实现了对生活、对人的超越。
《春潮》里的溢水不但像今村昌平《赤桥下的暖流》中的欲望之水,它还是不惑之年的女子对生活、对神圣世界的憧憬、神往和爱。夏加尔曾在自传里说过,他不得不用一点点傻气来保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童真。郭建波也一样,为了保护其内心仅有的童真与美好,她与母亲所在的世俗社会逆流而行,坚守无谓的理想主义。四十年的世俗生活里满是苟且,而远方和诗是她存在的希望。当情人举着酒杯、踩着翩翩的舞步向郭建波敬酒时,她笑了,不解渴的“酒”是跨越“包子”和“音乐”的手段,“无用”的诗意精神给养与世俗生活同样重要,二者对于人的真正存在一样都不能少。母亲的诗意不在饭桌上的饮食、生活的丑陋和人性的迷茫,而在歌唱——当她唱着“风里飘着什么,花瓣还是露水”时,生活中的辱骂、仇恨和斗争不见了,代之以忘乎所以的优美与优雅。老年合唱团的激情与热情似乎能阻止时间与死亡,大合唱之于姥姥们,是“无用”于世俗生活的最后的诗意与远方。
“后浪”对存在的新认知
《春潮》以自然主义的手法设置了校园场景。女老师说:“看你下课玩得满头是汗,把你玩的劲头放到学习上,学习就不会差了。”师生间的日常对话,指出了世俗世界人存在的本质——功利目的与实用意义。与老师不同的是,崔英子一直微笑着,并不反驳老师,她明晰自己的选择。当郭建波的女儿对她说“我还没教你做题”时,崔英子说“你给我的比打一百分强”。这是她对世俗世界的认知,可见“后浪”们势必要在新的认知条件下建构一个新的秩序。影片中笔墨不多地刻画了崔家与郭建波家的不同——他们把当下的生活过成了诗意,不为学区房、学习成绩等秩序与标准所左右,虽租住房屋甚至还要搬去远郊,崔家没有只顾捡拾六便士,而是抬头仰望月亮与星空,载歌载舞。
苏联电影《乡愁》中说:“人人都追求快乐,可有些东西比快乐更重要。”《春潮》也以朴素的行为艺术方式提到了“快乐”与“幸福”的问题。郭建波女儿的集体演讲中有几句话被三次复诵,视听修辞效果较强:“在我十几年的生活中,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福,我的生活时时充满着欢乐,处处铺满着鲜花”,朗诵与郭建波们的普通日常形成对比,充满了荒诞的张力。在集体语境中的“快乐”与“幸福”,与人的终极追求隔着神秘的面纱。影片中的超现实主义表达,就是揭开面纱的一种途径。巴塔耶说,极苦、诗意的闪现和失控的大笑,都是通往某种极限的契机。存在于“禁闭”空间内的三代人,姥姥以极苦的“做了一辈子奴才”式的受难进入了世俗世界的安静;郭建波通过诗意的闪现超越世俗社会和动物世界,暂时升入了神圣世界;学霸外孙女在春潮的湖水中开心地大笑着,颠覆了所谓“幸福”与“快乐”的荒诞权威。她没上台朗诵,而是拉起好友追随清澈的水流,在自然和友谊之爱中,以自己打开世界的方式,进行选择与认知——受崔英子的影响,在父亲缺席的家庭中,她将建构新的主体秩序。
偶像文化不可能只受到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影响,它一定是会在整个社会文化导向上有更多的反思和拓进的。偶像文化必须是健康、正向、积极的,能给年轻人正向激励和引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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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上半年悄然已逝,疫情影响仍未消散,线下实体文化娱乐消费迟迟无法按下播放键,线上市场却持续火热,尤其文影联动一体化表现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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