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电影面临自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新变局。疫情按下了中国电影发展的暂停键，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渐趋稳定，7月20日中国电影又重新按下了启动键，电影产业以积极的姿态逐渐恢复。适逢中秋国庆长假，阔别影院已久的观众借此机会纷纷走进影院；“补回春节一张电影票”，又给中国电影按下了加速键。面对国庆档的观影热，我们既需要看到中国电影强大的内生动力、应变能力，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从暂停键到启动键再到加速键，这其中业已发生的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正在“生成”中的许多新的“游戏规则”。

　　主流价值是观影刚需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许多原本计划在春节档上映的影片推迟到了国庆档。加之本就计划在国庆档上映的几部影片，使得今年的国庆档不论在影片数量、观影人数、市场表现等多方面都仿佛像是在“过年”。《我和我的家乡》《夺冠》《姜子牙》《急先锋》《一点就到家》等多部影片，涵盖了体育、动作、动画、喜剧等多种不同的题材类型，彰显了主流价值。

　　《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操作、运作模式，也是“集锦式”电影品牌的拓展与放大。影片以横向地理纬度为基本结构，体现了东南西北中的概念，通过五个不同的故事，以家乡变化来展现国家的进步繁荣，最大程度地唤醒和激发了观众的思乡之情、爱国之情。影片巧妙地将宏大叙事、日常叙事变为个体叙事，通过个人表达实现与国家和社会的平衡统一，进而实现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表达和传播。

　　《姜子牙》上映首日便打破了由《哪吒之魔童降世》保持的内地电影动画电影首日票房纪录，随后又刷新动画电影首周票房纪录。影片讲述了封神大战后因执着“幻象”而被贬下界的姜子牙重新认知自我、守卫苍生的故事，体现了“一人如露水，苍生如江海，并无分别”的仁爱。

　　影片《夺冠》则重点呈现渲染了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女排对阵日本、美国、巴西的三场比赛，诠释了“扎扎实实，勤学苦练，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同甘共苦，团结战斗，刻苦钻研，勇攀高峰”的女排精神，唤起了几代人共同的记忆。

　　建立共情让口碑破圈

　　今年的国庆档适逢疫情防控稳定后第一个长假，加上这次国庆节和中秋节合并，假期时间相应进行了延长。当疫情防控渐趋平稳，人们不需要再像春节那样足不出户时，许多观众纷纷走进电影院观看电影，来弥补在春节期间无法自由观影的无助感，形成了国庆档像“过年”的火爆场面，呈现出电影业界强烈期盼的“报复性观影”。而观众在选择影片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偏向他们所熟知的或者大家都选择的电影，所以当影片有足够的话题性时，会更容易被观众所选择。

　　诸如《姜子牙》《夺冠》等在春节无法上映的影片，把“回归”作为影片重要宣传点在海报等处予以显现。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他们在春节期间无法如期上映，在某种程度上亦给影片增加了话题性。比如《夺冠》，还未上映就和中国女排一样已经是家喻户晓。影片具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意义、文化内涵，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毫无疑问，对于一部传记类的电影来说，人物形象尤其是主要人物形象的动作线、情感线、成长线是叙事的必然要求，也是叙事的基本逻辑，否则激烈紧张的体育比赛就难以代入观众，激发、调动观众的情绪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夺冠》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在特定的叙事情景语境下，在一定程度上和观众达到了共情，就能够让观众乐于接受并且受到感染。

　　今年的国庆档情况特殊，中秋节和国庆节合并在一起，更凸显了浓厚的团圆气息。《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通过家乡的发展变化，通过对乡景乡音乡情的深情告白、呼唤和呈现，不但展现了祖国的强盛，也唤起了观众的思乡之情，家国同心成为贯穿观影全过程的情感体验，从而增加了两部影片的话题度，使其上映后口碑高涨，并且实现了“破圈”效应。

　　由此可见，影片可以利用心理契约机制，通过其他观众的话题讨论、口碑传播，建立起观众的信任，让观众相信影片有能力让自身得到满足，达到预期心理期待。但是当影片无法和观众达成默契，这会失去观众对影片的信任，导致影片后续动力不足。《急先锋》虽然在各方面进行了升级拓展，但在上映前并没有良好的话题性。观众在对影片的内容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更容易通过第三方信任经验，实现“信任转移”。而显然《急先锋》没有良好的话题性和讨论度，观众无法完成“信任转移”，所以他们很难与影片建立心理契约。这就导致影片虽然质量尚可，但无法被选择；因为无法被选择，所以影片票房难以和本身质量成正比。

　　良好的话题度可以给影片带来很好的关注度并与观众达成某种心理契约，但想要得到观众的理解和认同，就需要与观众达成最大程度的共情共鸣共振，建立起“共同体美学”。凭借去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良好影响力，许多观众在观看完《哪吒》彩蛋后就对《姜子牙》抱有很高的期待。虽然受疫情防控因素的影响，影片推迟了上映，但是并没有减少影片的话题性和关注度，上映首日便成功夺下首映票房冠军并打破多项纪录。然而影片却在档期后半程表现出了票房乏力，主要原因在于主创想要传达英雄与苍生、个人与神的哲理性思考和表达，以及影片背后所要建构的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这些表达不仅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挑战，更是对观众接受的挑战，因为想要让观众一次性在电影院感受和接受如此多内容是极其困难的。影片故事情节的纷繁复杂，叙事结构上的“顾此失彼”，让观众难以进入影片所想要表达的世界，不能和大多数观众达成最大层面的“共情度”。

　　技术赋能助升级换代

　　5G、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使得传统电影院与互联网的融联互通成为必然，毕竟观众的观影习惯已经在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下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和我的家乡》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示范。该片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的某些特点，继续沿用“联合执导+单元短片”式创作模式，让观众更好地感受从城市到乡村，从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到浙江千岛湖，从陕西到东北，五个不同地区的新旧风貌。疫情过后人们的观影心理和观影行为都发生了变化，许多年轻的观众已经习惯在网上观看电影，这样的创作方式正是与当下网络时代注意力经济的观影方式有关联，短视频的盛行让观众更倾向于乐于接受“集锦式电影、拼盘式电影”。年轻观众群体天然的多媒介经验必然使传统电影产业走向去核心化的多媒介终端。尤其对于年轻一代观众而言，自主化、融屏化、互动化、碎片化、即时化和感官化已经成为了他们观影习惯的主要特征，单元短片的形式符合他们的观影习惯。而5G技术的发展只会更加强化这种特征，中国电影的多屏化、个性化已经凸显。

　　由此可见，中国电影应该树立整体利益观、共同利益观、平衡利益观，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推动电影拥抱互联网。同时，积极地研究当下主流观众的观影习惯，借助高科技“技术赋能”，使电影能够以符合当下观众观影习惯的方式呈现出来，实现中国电影利益最大化。

　　但是，不论技术如何发展，观众观影习惯如何变化，讲好故事依旧是电影亘古不变的真理。电影创作者既需要研究当下主流观众的观影习惯，也需要研究当下主流观众的观影心理，充分发挥创意工匠精神，从生活中获得富有质感、张力的好故事，并且以电影化的方式智慧地讲好故事，以实现与不同观众群体建立对话通道。

　　同时，电影还需要借助多方力量创造和培养一定的话题性，让观众在选择影片的时候能够获得信任经验，实现“经验转移”，增强观众的信任感。当一部影片同时具备话题性和共情度时，观众对影片的信任度就能够较好地维持，这部分观众就会转化成“信任观众”，提升电影的口碑。中国电影必须迎难而上，积极适应疫情带来的变化，借助并放大中国电影自身要求“升级换代”的内生动力，充分利用“技术赋能”，与观众建立更加密切的互动关系，让观众获得更大的获得感和满足感，实现共情、共鸣、共振。通过市场更好的运作，进一步延伸中国电影发展的黄金时代，推动中国从电影大国走向电影强国。

　　（饶曙光 作者为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