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绿皮书》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之后，引来不少评论，多数观众认为这是一部幸福、温暖的现实主义电影，但我并不这么认为——除了温馨的结尾，我看到的更多是痛苦和纠葛。那是让人含泪的时刻。

　　电影描写了意大利人司机兼保镖托尼和黑人音乐家唐1962年在美国南方的旅行时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唐有三个博士头衔，掌握八种语言，住在肯耐基音乐厅楼上的豪华公寓，却在南方旅行中被拒绝使用卫生间，不得在餐馆内用餐，在日落后不能出行……而电影以之命名的“绿皮书”，正是种族歧视的象征。

　　绿皮书的全称为“黑人驾驶者绿皮书”，出现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书中标明了黑人在美国南方能够住的旅店、能够进的餐厅与酒吧。这也就是说，黑人不能自由行走，他们的行动被局限在狭小的区域内。绿皮书反映的是一种制度性的种族歧视。

　　作为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朋友，曾进入白宫演出的杰出音乐家，唐在南方旅行时经历的，不仅是制度性歧视，更有深入人个体意识的歧视。比如唐在表演完节目后与主人、宾客共同进餐，当他起身去卫生间时，却被白人仆人阻止；他应邀到豪华酒店演出，却不能在酒店餐厅里用餐。这一切，都因为他的肤色。

　　非常巧合，看《绿皮书》的前一天，我在蒙特利尔参加了《在加拿大做中国人》的新书发布会，该书作者是华人活动家谢景炜。自他曾祖父1880年到美国淘金算起，谢先生已是第四代移民。他的曾祖父因1882年美国的《排华法案》回到家乡，终止了短暂的金山梦；1920年，他的祖父远渡重洋来到加拿大，在温哥华被羁留三周后，缴纳五百美元人头税进入了加拿大（五百美元相当于一个华工两年的薪水）。后来他来到魁北克，与人合开手工洗衣店，省吃俭用，终于将十四岁的儿子接到加拿大。儿子回家娶妻，妻子却因为排华法案不能来到加拿大，导致夫妻三十年未能团圆。

　　在加拿大的历史上，华工是充满辛酸的一页。有人说横贯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的每英寸铁轨下，都沉睡着一个中国人。从1871年到1885年，至少有一万五千名华工参加了这个浩大的工程，可当1885年11月7日麦当娜·史密斯砸下最后一个道钉、宣告铁路完工时，有人拍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幅照片，这张照片里，没有一个中国人。

　　加拿大政府为控制中国移民，从1885年至1949年实行《中国移民全面注册法案》，这期间有八万多中国移民注册，共缴纳人头税两千三百万美元。“排华法案”中有一百多个歧视性条例，包括华人没有政治投票权，不得成为政府官员，不得在公共设施工作等。

　　加拿大的人头税历史持续了一百三十年。直到2006年哈珀成为加拿大总理，实现了他竞选时的承诺，向缴纳人头税的缴税人及其家属正式道歉，发给缴税人或者缴税人的家属一笔象征性的赔偿，并答应拨款扶植华人社区的文化教育项目。这是几代华人不懈努力争取来的结果。事实上，华人的奋斗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束。

　　伴随历史的前行，人类始终在同各种歧视做斗争，所幸的是人类一直在进步。如今到美国南方旅行，人们再也不会经历唐当年遭受过的那些歧视，尽管如今绿皮书还在网上出售，但其作用是为了让人们记住那段黑暗的历史。为真理而奋斗，未来才会更公平、更美好，我想这就是《绿皮书》所要表达的含义——尽管处在种族隔离的年代，白人托尼和黑人唐，依然可以相互理解，结下终生友谊，满怀人性之光。（陆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