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国际电影节曾是华人的主场。近年来，中国电影却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表现不佳——

国际电影节遇冷，中国电影怎么了？

　　华人导演威尼斯电影节获奖影片（部分）

　　1992年《秋菊打官司》导演：张艺谋

　　故事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一个小山村。秋菊的丈夫王庆来与村长发生了争执。秋菊怀着身孕去找村长说理，由此踏上了漫漫的告状路途。

　　在刚刚落幕的第7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虽然评委中有赵薇这样身兼导与演双栖身份的一线明星，但仍旧难掩华语片无一入围的尴尬。曾几何时，威尼斯电影节作为华语电影的福地，不但用《悲情城市》《秋菊打官司》《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个都不能少》《色，戒》《三峡好人》捧出了侯孝贤、张艺谋、姜文、李安、贾樟柯等电影大师，而且这些荣誉，大大增进了国人吐气扬眉的艺术自豪感。作为电影大国，中国电影或许无法简单地用“唯票房论”来回应国际电影节上的缺席。

　　国际电影节，没那么简单

　　欧洲三大电影节实际上反映出了二战以后文化风潮的此起彼落。依靠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这三大西欧政治经济大国的实力，欧洲三大电影节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电影的“教父”，他们制定标准，执行规则，可以说正是他们决定了世界电影文化的走向，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和好莱坞电影体系分庭抗礼的一股力量。

　　根据美国权威电影学者大卫·波德维尔的观点，“在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形成影响之后的数十年里，电影节很快成为世界电影文化中的中心机构。电影节使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影响力的作者导演、各种新浪潮和青年电影，以及始于1970年代的大多数新趋势获得了关注。”

　　同时，三大电影节不仅仅是“艺术那点儿事”。到20世界末为止，电影节已经成为全球电影发行系统，这就使得全球观众可以在各种不同渠道看到各个国家拍摄的风格不一、内容各异的影片，而非只有去电影院看好莱坞商业大片这一种选择。

　　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作用就不容小觑了。例如，正是因为威尼斯为黑泽明的《罗生门》颁奖，才使得国际社会重新审视日本的传统文化。今日，伴随着影片的经典地位，即使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可以熟练地把“罗生门”当做一种比喻修辞而广泛使用。1960年代，以影片《伊万的童年》获奖为标志，前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暂趋缓和。而改革开放以后，华语电影频频获奖，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西欧国家对华语社会文化身份的认可。

　　国际电影节曾是华人的主场

　　在国际电影节与中国电影的“蜜月”时期，获奖的影片并未使观众感到距离感，反之，倒成为了一代人记忆中的经典。伴随着“妹妹，你大胆地向前走啊，别回头”，《红高粱》里初出茅庐的姜文和巩俐成为了全中国最有名的影视巨星，而张艺谋后续推出的《秋菊打官司》与《一个都不能少》，更是成为现实主义影片的一面旗帜。

　　在转业干部刘先生的眼里，《红高粱》至今仍是他难以忘怀的时代影象。“影片上映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倡导思想自由的年代，同事们都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小伙子，一起在部队的礼堂里看完《红高粱》，感觉非常震撼。现在想起来，只记得视觉冲击特别强烈，故事有一种生命的激情，大家看完都很激动，也学着影片里姜文的样子大声唱歌。”

　　而说到《秋菊打官司》，王大娘摆摆手，“看过太多遍了，那时候在纺织厂工作，工会组织我们一起去看，看完以后，都挺理解秋菊的，觉得她做得对，凡事得讲个理字。后来我们也很受启发，跟厂里谈判，跟领导说起这个片子，他们也都看过。”

　　在很多人看来，陈凯歌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霸王别姬》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影片将京剧文化、身份与爱情、大时代小人物等元素完美结合，虽然艺术成色极高，但丝毫没有影响观赏性，影片中张国荣扮演的陈蝶衣更栩栩如生地存留在了大众文化的记忆里。

　　此外，《色，戒》在威尼斯不但摘得了金狮大奖，也掀起了消费热潮中的“民国复古热”。一些知识分子争议影片对汉奸角色的处理，也有一些人开始重读原著小说。一部影片可以引发全社会不同观影人群以及各种话题的讨论，令人记忆深刻。《色，戒》上映的时候贾小姐还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本科就读。“那时候同学们就都说我像王佳芝，长得像，衣着也像，加上我本来就喜欢看张爱玲的小说，所以对影片里的内容特别感兴趣。机缘巧合，后来就去香港中文大学读了研究生，现在又在台湾读博，还真成了半个民国文化的专家。”

　　只不过在上世纪80、90年代，受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得到电影节关注的华人影片不但能够获得国际投资与发行的机会，还可以成就导演艺术家的身份，可谓名利双收。即使是像《卧虎藏龙》这样兼具商业性的影片，也是在各大电影节展映后获得良好口碑，才在北美电影市场取得了巨额的收益，并最终斩获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破除误区，寻找共鸣

　　面对曾经辉煌的战绩，近几年来国内电影人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表现不佳的现状，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意大利电影专家潘若简回答说，市场繁荣并不是艺术片衰落的理由，反而可以促成观众培养基本的审美能力。

　　“需不需要国际电影节的肯定，这是一个伪问题，”她指出，“国内很多所谓艺术电影其实是小成本的，没有达到基本的工业标准而仓促上线的影片，被冠以艺术之名，忽悠一部分对艺术有追求的观众进入影院，竭泽而渔的后果就是，这部分观众以后就对国产艺术片失望了，甚至对艺术片产生反感。”

　　一位观众在观看完《百鸟朝凤》以后，也曾提出疑问，“这不就是一部剧情片吗？为何一直宣传说是艺术片呢？”

　　在潘若简教授看来，中国的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已经在国际电影节上走得很远了，与这些成熟的电影导演相比，新一代的电影人是否能够讲出“中国好故事”才是重点。“实际上国际电影节的重要性并没有变，只要我们与国际文化交流、接轨，国际电影节就是建立文化自信的一个关键的途径。”潘若简教授认为，国际电影节遇冷的深层次原因，是国内观众在电影市场狂欢的氛围下误认了艺术电影，从而使创作者、舆论和观众之间都产生了隔膜。

　　“好的艺术片首先要达到基本的技术标准、叙事上符合常识和生活逻辑，然后要和观众达到情感共鸣”，潘若简教授说，“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获奖影片都是制作精良的，它们虽然不吝投资，但并未追求高盈利，而是完成个体的艺术追求。”她补充说，“归根到底，创作者的问题仍是首要的，一方面要在国际电影节上提供新鲜的切入点讲述当代中国的变化，另一方面也要把强烈的个性和诗意的创作与老百姓的感受对接起来。”在她看来，只要理清创作思路，不被商业目的绑架，艺术电影自然会获得它应有的位置。（记者  刘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