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记者 弟辰晨 通讯员 韩冬野 ）：分别65天，郭军下飞机见到妻子时，夫妻俩的距离从上千公里变成了10米，四目相对，积攒了一肚子的话都哽在了喉咙里，只有不停地招手。

　　郭军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2020年1月27日晚10点40分，载有北京市属医院136名医护人员的飞机落地武汉。打开手机后，郭军怀疑自己的手机坏了，因为它一直在震动……之后，他共收到了100多条短信、微信，绝大多数来自于海内外他救治过的患者，基本不做媒体宣传的郭军说：“我只想做一名平凡的医生。”但支援武汉的新闻一出，低调的郭军想藏也藏不住了。

　　“医三代”的家风传承

　　出发得太紧急，郭军甚至没来得及和年迈的父母说一声。父亲则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拿着医院旗帜准备出发登机的儿子，“注意安全，家里不用操心，小孩我和你妈帮你们带。”这条淡定的微信就发自他同为医生出身的老父亲。

　　郭军是“医三代”。爷爷是中医，父母是70届医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婚后两人在两个省分别扎根农村、厂矿基层医疗单位，一干就是10年，1980年一家人才得以团聚。“我从小就生活在医院里，住家属楼、吃医院食堂，自己管自己，自由生长。”郭军说，父母都是科室主任和业务骨干，家里敲门声一响，父母随时都要跑去医院里救治病人。最忙的时候，大年三十，父母分别带上孩子到各自就职的医院病房过年。

　　郭军对医学、医生职业的认知，也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中扎实地树立起来。他顺理成章地走上医师岗位，并在20余年的临床工作中，默默地在临床实践着“严谨敬业，精勤奉献”的家风。

　　北京市属医院援鄂医疗队支援的武汉协和医院西院是收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的定点医院，这里65岁以上的老人均为新冠病毒肺炎合并各种基础疾病的重症患者，这意味着临床诊断与治疗不能仅是参照诊疗指南对症给药，必须兼顾其他基础疾病加重和并发症的处理。例如，12楼西4病室里有位近70岁的老爷子，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呼吸困难是所有此类患者的典型症状，但郭军在查房时发现，老人呼气显著延长伴哮鸣，胸廓呈显著异常的“桶状胸”，防护服让他无法用听诊器进行听诊，他便细心追问老人的病史，得知他年轻时曾有哮喘的病史，有常年大量吸烟的习惯，再细看高分辨CT影像，郭军判断患者合并有慢阻肺和肺气肿，病毒感染则诱发了慢阻肺急性加重，他立即为患者追加了雾化吸入制剂的医嘱，果然，老人气促喘息的症状在两天后开始明显好转，活动耐力也恢复了。“在隔离病房日常工作中，积极处理合并的糖尿病、心力衰竭、恶性肿瘤、电解质紊乱等这些情况，对整体病情非常重要，对我们的内科基本功也要求很高。”郭军说。

　　沟通也是治病良方

　　第一次进入武汉协和医院西区隔离病房，郭军记忆犹新。“你走到患者的身边，能看到那眼神里充满了对疾病的恐慌和对活下来的渴望。”郭军说。针对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没有特效抗病毒药，对大部分患者是一种自限性疾病，除了氧疗、对症支持、安排检查和维持生命体征等，给予患者更多的关心和心理安慰也是医护人员的职责，并且和医疗救治同等重要。而这一点也正是郭军在临床经验之外的另一优势。在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工作的近5年时间里，郭军保持着患者“零投诉”的记录，“在临床工作中，宁可多花一点时间和患者做好沟通，远比沟通不到位导致的医患矛盾甚至纠纷来得值当。”在一次院内的培训中，郭军语重心长地与同道分享心得。

　　“有需要您按铃”，重症患者会不断地按铃，诉说自己的不适和痛苦，医生和护士反复穿梭在病室间安抚患者的情绪。“室内是空间局促的病房，身边很多都是呼吸困难的病友，外面则是一座空荡荡的城市，面前的医务人员穿得像宇航员也无法辨认，我们站在患者的角度，能理解他们几乎崩溃的心理”郭军说。而他良好的医患沟通正源于“站在患者的角度”的换位思考。

　　有一次郭军在隔离病房查房中，听到一名患者在剧烈咳嗽，他立即走到床旁问诊，而患者则非常迅速地带上口罩，“医生，您站远一点吧，别让我把您传染上。”很多患者也在更多的讯息中逐渐变得理性，他们也在保护我们医务人员，他们也在换位思考，郭军说。

　　结合不同患者的病情和心理状态，郭军会和患者多说点话，给重症的患者解释病情和给予治疗时说得尽可能详细些，给年轻的患者则多给予信心支持。比如一次查房面对同龄的男患者，他说：“你40出头，咱们差不多大，这个年龄段机体抵抗力是比较强的，这个病本身又有相当高比例的自愈性，你病程已经接近3周了，已经渡过了病情可能恶化的最危险阶段，要对自己有充分信心，病情一定会继续好转的。”他和患者强调最多的话是：“要相信疾病的科学规律，咱们一起挺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