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石鲁在兰州常书鸿家作画，画家蔡鹤汀在旁。常嘉煌 摄

转战陕北（国画） 218×208厘米 1959年 石鲁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石鲁是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的革命文艺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为纪念石鲁诞辰100周年，12月1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主办的“艺道长青——石鲁百年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这个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石鲁个展，通过近400件石鲁作品以及相关的史料、文献和图片，深度展示了石鲁在美术领域的巨大成就，以及他曲折的人生历程。

　　“革命”对他有特殊意义

　　石鲁原名冯亚珩，字永康。1919年，石鲁出生在四川省仁寿县文宫镇松林湾一个冯姓的大地主家庭，在祖父当家的大家族里，冯亚珩在家族同辈中排行老九，所以他晚年的印章中有“冯门九子”。1934年，酷爱绘画的冯亚珩进入成都“东方美专”中国画系学习。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开启抗战救亡运动。冯亚珩历经曲折到达延安，并在那里开始了他的革命文艺之路。1940年之后的10年间，他先后在陕北公学、西北文艺工作团、《群众日报》社、延安大学、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艺术作品。同时，他也是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

　　对于石鲁及其艺术，“革命”二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革命，就没有美术史上的石鲁，也正如石鲁自己所说：“我的路子，就是做革命的美术家。”石鲁的女儿石丹说：“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对于衣食无忧的一个富家子弟，父亲能够在延安坚持10年到全国解放，他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带有一种社会理想，一种激情。为了民族兴亡，到延安来参加抗日，对他来讲是一种使命。”

　　延安时期，石鲁画了大量速写，如他在马兰草做的粗糙纸张上，画了许多民兵、老农、在延河洗脚的家人、延安的骡马市场等等。“父亲此时的绘画风格，基本属于西方素描式的，是有立体光影的，像这样的速写作品，现在依然保留有400多张。可以看出他在那个时候就对人物造型、人物神态和人物动态的把握，已经有一个相当的程度了。”石丹介绍，此次展出的《群英会》《打倒封建》《妯娌俩》《说理》《民主评议会》等，均为石鲁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伟大的时代开始了”

　　“伟大的时代开始了——这是诗的时代，画的时代，歌唱的时代，也是喜剧的时代！”在石鲁的文章《描绘我们伟大的时代》中，他这样表达对新中国成立的喜悦。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年轻的石鲁胸中涌动着激情和强烈的创作冲动。秉承着“从生活入手”的宗旨，他深入青海藏区、祁连山、乌鞘岭、陕南、陕北和宝成铁路、兰新铁路工地，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新时代、新气象。与此同时，石鲁始终怀念年轻时的革命经历，陕北的黄土高原和延安主题的绘画对他有着永恒的吸引力，创作了大量黄土高原和延安题材作品。

　　上世纪50年代末，石鲁的艺术面貌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他以抒情和象征相结合的手法创作的革命历史画取得了巨大成就，如《转战陕北》《延河饮马》等，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精品之作；另一方面，他以突破传统的笔法创作的《东方欲晓》《赤崖映碧流》等一批新山水画，也使其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

　　1959年，石鲁接受了以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为题材的中国画命题创作。“父亲创作《转战陕北》时，被抽调到北京，住在齐白石旧居。他在小稿纸上面不停地改动他的稿子，从素材稿到创作稿就有四五十幅，他不断地在小稿上面进行构思和变化，力图做到最完美。等到他开始画的时候，非常快，大概用了一个多星期就画完了。”石丹说。

　　《转战陕北》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它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是石鲁“人亦山水，山水即人”理念的一种诠释。石鲁以宏大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他记忆中的毛泽东从容转战陕北黄土高原的情景。这一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联想恢弘而奇特，画面色彩辉煌而壮丽，刀劈斧砍一般的色块结构，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壮美的诗画抒情性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可谓美术史上的不朽之作。

　　如果说石鲁的早期创作，是以写实性的主题情节取胜的话，那么《转战陕北》则是一大转折，他不再借鉴西方绘画的光影描写，开始走向表现诗意的画境。他同时期的作品还有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创作的《延河饮马》。这幅革命历史主题的巨作是以没骨水墨表现的山水画，却更像一首含蓄细腻的抒情诗——以豪放为基调，兼以抒情婉约的浪漫主义美学境界。

　　“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传统中国画艺术是否只有经由西洋绘画的改造，方能承担起表现新时代内容的使命和任务？这是石鲁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思考的重大问题。1955年至1956年的印度、埃及写生之旅，使石鲁认识到：“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独特的传统绘画艺术，才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立足。”此时的石鲁，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法书、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石鲁被派往西安工作，他在《艺术·意识·情趣》这篇文章中说：“我们爱西北，爱西北风物的雄伟，西北人民的雄伟，革命的雄伟，社会主义建设的雄伟，刚健、雄伟、纯朴就成为我们艺术情趣的主要特色。”他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成为当时中国美协西安分会创作的指导思想。1961年10月，“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在北京举办，后又在上海、杭州、南京巡回展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长安新画》的评论，引发了长达两年多关于中国画继承与革新问题的大讨论，“长安画派”由此得名。

　　长安画派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诞生的画派，它以西北自然、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价值理想和阳刚雄伟美学思想相结合，在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时代风格、中国画的创新与民族绘画语言探索、西北绘画题材的发掘与开拓等方面，都走到了时代前列。其中，作为长安画派理论旗手和集群风格设计者的石鲁功不可没。

　　《东渡》成为他命运的逆转点

　　1964年，石鲁创作了继《转战陕北》之后的又一幅大型革命历史画——《东渡》，这幅作品成为石鲁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东渡》用木刻的方式表现了八路军的形象，在构图上，他采用俯视的角度，从船内的船工、战士，渐渐过渡到站在船头的毛泽东，更远处是滔滔的黄河、开阔的天空……

　　然而，走在前列的探索者大多是不被人理解的，走在前列的艺术也是如此。因为这张画在技法上太超前，表现方式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石鲁的这种艺术表现被视为一种不恭。《东渡》成了他命运的逆转点，从此开始的是政治上的重压和身体上的疾病，作品不得参展、肝硬化、精神分裂、接着就是十年浩劫，这幅在石鲁艺术和命运上都具有象征意义的《东渡》，也在十年浩劫的大批判浪潮中不知所踪。

　　石鲁所遭遇的磨难和精神癫狂，为他后期绘画风格的蜕变埋下了伏笔。出院后，由于药物的作用，石鲁的思维变得有点迟缓，但他不甘心，要坚持画画。他一边养病，一边开始画一些小画，用来练习手的活力。题材上，他主要画一些山川、动物、花卉等，诗书画印都包含其中。石鲁这时的绘画形式更像是传统的中国文人画，但又和文人画有所不同，其很多笔法已经完全打破了文人画中庸和谐的内涵，而给人一种强烈的冲突感。劲健、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般的笔法的大写意，是石鲁后期艺术的神髓，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也被人称为“新文人画”。

　　石鲁常常书写“艺道方长”四个字，他期待自己的艺术道路能够长一些，再长一些。在1982年病逝前他还曾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

　　“石鲁的伟大和悲壮，就在于他一生中无论遇到多少艰难挫折，都不改其志，执着的追求大真大实、至情至感的理想境界。”一位艺术史学者说。石鲁就这样远去了，然而，他用画笔为人们留下了一座精神宝库。他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和灵魂，他的绘画在新中国美术语言的变革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他一生致力于民族艺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始终将个人的艺术追求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书写了中国美术的精彩篇章。（李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