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吃土豆的人

　　印象派画家梵高有一幅作品，题为《吃土豆的人》。画面上，灯光昏暗，四壁黝黑，一家人围坐桌前准备吃晚餐，主食是热气腾腾的土豆。这些吃土豆的人，他们面对简单的晚餐，眼睛里流露出渴求与感激之光。

　　梵高创作此画是在1885年，其时，距法国人用土豆解决北部饥荒，刚好过去一个世纪。

　　土豆学名马铃薯，又称山药、山芋、山药蛋和洋芋。和红苕一样，它同样起源于美洲，是美洲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对人类的伟大贡献。16世纪，西班牙人在征服印加帝国的过程中，土豆也如同战利品一样被带回欧洲。不过，相当长时间里，土豆并没有走上餐桌，至多作为一种远隔重洋的新物种出现在王公贵族的花园里，让人联想起风急浪高的大西洋彼岸，居然还存在一个刚发现的新大陆。土豆咸鱼翻身，从观赏植物上升为农作物是在1772年。这一年，巴黎医学院那些严肃得像一块钢板的学者们非常严肃地宣布：土豆是可以食用的。

　　土豆从欧洲来到中国的时间，和红苕大体相当，也是明清之际。

　　不过，明末留下的一批史料中，虽然有土豆之名，但因无具体说明，现在已无法断定这种被明朝人称为土豆的东西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土豆。

　　据何柄棣先生考证，1650年，荷兰人斯特儒斯在台湾时，曾见到那里种有土豆。其时，台湾沦为荷兰人殖民地已有20多年。那么，显而易见，是荷兰人最早把土豆引种到了台湾。

　　其后，康熙年间的福建《松溪县志》出现了汉语文献中对土豆的第一次具体描述，它表明这种在美洲已有几千年种植史的洋作物终于登陆中国内地：“马铃薯，叶依树生，掘取之，形有大小，略如铃子，色黑而圆，味苦甘。”

　　在爱尔兰，土豆曾创造了两段堪称神话的历史。两段历史，一喜一悲：与其他食物相比，土豆碳水化合物高，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成人食用有利健康，儿童食用能降低死亡率。资料表明，1780年到1840年的60年间，一个爱尔兰农民一天要食用近5公斤土豆。土豆喂养下，爱尔兰人口从400万激增到800万。然而，1845年，由于土豆大面积的病害进而枯萎，以土豆为生的爱尔兰人饿死将近100万，另有100万人溯了土豆的来路，从欧洲流亡美洲。

　　在中国，土豆同样影响了历史。今天，土豆已成为仅次于小麦、稻谷和玉米的全球第四大粮食作物，而中国的土豆产量，高居世界第一。

　　土豆收获时节，在甘肃中部的定西，我看到堆积如山的土豆，正被大大小小的车辆运走。地处大陆腹地的定西，气温寒凉，昼夜温差大，黄土干燥，水分涵养差，许多作物都不宜生长，独有土豆欣欣向荣。从清朝乾隆年间引种到今天，定西已成为中国三大土豆主产区之一，被称为中国马铃薯之乡，支撑起当地经济的半壁江山。

　　土豆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作物，除了盐碱地，其他土壤都能生长。因此，国内像定西一样，原本耕地条件较差的地区，最终几乎都是土豆占据一席之地，并成为当地人的主粮。在贵州，“山地遍种，民赖以济食”；在四川，“山民倚以为粮，十室而九”；在湖北，“郡中最高之山，地气苦寒，居民多种洋芋，各邑年岁，以高山收成业丰歉”。

　　事到如今，在四川大小凉山、贵州西北部和云南东北山区，地薄天寒，山高谷深，除了土豆能够大规模种植，其他产量较高且能正常种植的作物屈指可数。因之，土豆就是这些地区农民最重要的口粮。反过来，宜于高寒山区的土豆的引种，也使得随着人口的激增，一部分人从平原和丘陵走向原本不宜居的山地。在土豆的帮助下，人类的种子播撒到了更为辽阔的远方。这些身处一隅的人，他们如同一株株生命力旺盛的土豆，只要有阳光和雨水，就能在风中成长。就像前人所说的那样：“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为主。”

　　我如今居住的成都市地处平原腹心，平原上的粮食作物以水稻和小麦为主。但在平原西北尽头的龙门山地区，土豆仍然是重要品种之一。1890年，当土豆已经在沿海地区种植100多年，梵高的《吃土豆的人》也问世几十年后，一群高鼻深目的法国人不远万里，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来到位于成都平原与龙门山接合部的彭州白鹿镇。在那里，他们建起一座后来成为整个四川天主教培训中心的下书院，顺便也为成都引种了土豆。据说，法国传教士们食用土豆时削下的皮扔到地上，不久竟然生根发芽。生命力如此顽强，这种从没见过的作物引起了周边农民的好奇，有人便带回去试种。从此，土豆在龙门山区代复一代地生息繁衍。今天，它已成为蔬菜基地彭州的特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