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棉织布蕴藏着海量商机，其间又产生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职业。种植者除外，专业性的职业还有轧花匠、纺纱匠、织布匠和染匠，这些姑且命名为技术工人的人数，据统计，清代中期，仅苏州一地就多达两万人。他们之外，还有另一些不可或缺的角色，这就是美国史学家林达·约翰逊所说的“棉产品生产从农民的副业上升到手工工业，是通过掮客、工场主和商人共同的努力发展起来的”。

　　今天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上海，已是现代与繁荣的代名词。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里还是东海中若隐若现的沙洲。随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到了宋朝的1074年，上海设镇。1292年，也就是元朝至元二十九年，上海设县，属松江府。当年留下的一幅地图显示，元朝时上海最显眼的建筑是衙门、军营和庙宇。它还远远算不上城市。即使到了明朝，它的城墙庇护的城区直径也不到1公里。

　　上海分布着沙质的淤泥地，不宜水稻，却是棉花生长的理想之地。当棉花遍及南北，包括上海在内的松江府渐渐成为全中国首屈一指的棉花产地和工场最密集的纺织基地。此外，东海之滨的上海还是布匹出口的重要码头。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说，“（清初）棉花种植生产已遍及中国各地区，因之成为一般人民衣着主要材料。长江一带生产的一种，花作紫色，纤维细长而柔软，由农民织成的家机布，未经加工多微带黄色，特别经久耐用，在外销上已著名，通称南京布”。这种南京布，其中的外销部分，几乎全部由上海经海路运往广州，再从广州出口。仅1786年一年里，出口的南京布就达37.2万匹；不到10年，这一数字惊人地飙升到了100万匹。鸦片战争之前的1820年则达到了峰值：300万匹。美国《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贺瑞斯·格里利曾回忆说，“在我的童年时代，中国的棉织品，被称为南京布，在新英格兰被广泛使用，甚至是穷人”。

　　正是洁白的棉花，给了后来成为远东明珠的上海第一推动力，就像林达·约翰逊断言的那样：棉花和商业是清代上海经济复苏的第一阶段的主要原因。19世纪之初的上海，已从一个荒凉的滨海小镇，发展成一座拥有12万居民的名副其实的城市。这一时代留下来的地图上，除了象征皇权的衙门和军营，以及象征神权的庙宇，更多的，是象征商权的各种公所——布业公所、茶业公所、丝业公所、成衣公所、南北货公所，以及因商权的空前发达而催生的商人们款叙乡情的各地会馆——江西会馆、潮惠会馆、浙绍公所、泉漳会馆、潮州会馆、建汀会馆……可以说，棉花催生了商业，商业带来了繁荣，繁荣点燃了平民的人间烟火。

　　400多年前，当上海还是一座咸腥海风吹拂的江南小镇时，那一年，为母守孝的徐光启在他滨江的老宅里，为他的《甘薯疏》写序。他感慨说，“方舆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但是，大多数人却固执地认为，一种作物只能生长于一个特定地方，误以为就像貉越过汶水就会冻死，桔移栽到淮北就变成枳那样有着天然的鸿沟。与这些胶柱鼓瑟的认识截然不同，徐光启坚信，能够引种的作物是大多数，不能引种的只是极少数。如果不画地为牢，如果积极引种，那么“世可无虑不足，民可无饥殣”。

　　仿佛是为了应验徐光启的预言，踏浪而来的洋作物在中国大地上纷纷落地生根，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简单的隐喻：与时俱进既包括自身的进步，也包括对先进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古人的总结要言不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