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闯”与“放”成就“市场命运共同体”

　　义乌“市场富民”的内生动力与尊重民众创造性的“政府作为”

　　“同样一件货物,从义乌发到辽宁海城,和从海城发到省会沈阳的运费一个价,两者距离却相差12倍。”聊起义乌的“独特”,被义乌商城集团派驻东北三年多的何云飞侃侃而谈。

　　作为闻名世界的“小商品之都”,义乌一直被竞相效仿,真真假假的“义乌小商品市场”遍地开花。

　　身为辽宁海城义乌小商品城副总经理的何云飞一直想不明白:“山寨”市场办不好自不奇怪,但为什么义乌人自己建设、自己管理的分市场,也同样复制不出义乌市场的“精气神”?

　　　摆摊妇女当面责问县委书记

　　催生义乌的“四个允许”

　　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城在市中,市在城中。密集分布的7万个商铺,按照每天营业时长计算,每家停留3分钟,全部逛完需要一年多；和1982年市场起步时相比,营业面积扩大了1100多倍,市场交易额增加了3.8万倍……

　　既没有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也没有国家政策和资金扶持,初始条件“一穷二白”的义乌,却突破传统经济学理论解释框架,建成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如同那些“草根逆袭”的励志故事一样,义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奇迹,吸引了国内很多地区效仿。很快,全国各地出现了上百个“义乌小商品市场”,令义乌市场品牌管理者头痛不已。

　　“义乌市场品牌保护是一个难题。我们也只能维权一批,合作一批。”义乌商城集团市场运营部副经理杨波对此颇为无奈。

　　其实,这个独家经营管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也希望利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的品牌优势,向国内外市场输出品牌、资本和管理,让义乌市场“遍地开花”。

　　义乌商务局副局长黄仕林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透露,迄今为止,政府部门共批准过9个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冠名,要求由义乌人参与投资或义乌商品、商户的市场占比单项达到三分之一。尽管条件较宽泛,但与义乌本地市场的规模与活力相比,即使发育良好的外地分市场,仍难以望其项背。

　　“我们义乌商城集团在辽宁海城投了30多个亿,建起一个82万平方米的分市场。试运营一年多,目前仍处于没有租金收入的市场培育阶段,每年市场运营成本却需要8000多万元。”海城义乌小商品城副总经理何云飞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坦承,要实现10年收回投资的预期目标,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问题。

　　“我们做过测算,一件货物从义乌发到海城,同从海城发到沈阳的运费一个价,两者距离却相差12倍。”常驻海城项目逾3年的何云飞举例说明其中物流成本的差别之大。

　　最大的差别,应该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壮大,是义乌人从历史夹缝中硬“闯”出来的,而不是按目标构想硬“建”出来的。

　　“市场基础设施就是一个水泥壳,只要有钱投资就能建起来。市场的繁荣,取决于地理位置是否理想,要素配置是否合理,商品资源是否丰富,服务水平是否优质,物流配套是否发达,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因素。”黄仕林深知,相比硬件设施,市场的真正繁荣更需要环境和机制。

　　1965年出生的丁尔民,20岁生日就是在市场上过的,算是当时义乌最年轻的商户。更早几年,他跟着父亲加入义乌历史悠久的“敲糖换鸡毛”大军,挑着货郎担,手摇拨浪鼓,用义乌当地的饴糖,再搭配一些针线、纽扣、发夹等换取鸡毛。

　　始建于1906年的杭州南星桥火车站,给丁尔民留下了深刻记忆。许多敲糖换鸡毛的义乌人,将成堆的鸡毛在此集中,然后用火车运回义乌。

　　“饰品女王”周晓光是义乌市场最为成功的商人之一。她的创业史,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义乌这座城市的市场“基因”是怎样炼成的。

　　1978年,16岁的周晓光离开家乡到外地“讨生活”。背着竹制绣花棚框挤上火车,在大兴安岭深处的林区小镇走街串巷,每三四个月才给家里拍一封电报,晚上就睡马路,睡桥洞,数次被人殴打。她说,“大儿子就是在黑龙江一个小县城怀上的,当时去一趟东北能赚1000元。”

　　为了给“行商”的义乌人配货,20世纪70年代,义乌廿三里地区出现了小商品批发市场的雏形。渐渐地,义乌县政府所在地稠城镇也出现类似的马路市场。在当时,这些市场还拖着“资本主义”的尾巴,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简称“打办”)人员的“眼中钉”。

　　这是两个交替开市的马路市场,廿三里逢单日,稠城镇逢双日,丁尔民就骑着自行车两边赶场。跑着跑着,他和很多货郎一样,索性卸下担子,悄悄做起只允许公家经营的批发生意。

　　1982年初春,稠城镇一位名叫冯爱倩的妇女,因不堪忍受“打办”人员驱赶罚没,又苦于无处讲理,情急之下在县委门口拦住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责问政府为什么不允许农民摆摊。

　　当时,这位5个孩子的母亲被生活所迫,以贩卖纽扣、鞋带、别针等小百货为生,常年与“打办”人员“打游击”和“捉迷藏”,为办小商品销售许可证曾到省城“讨说法”。为了每天能挣8角钱,她曾跑到建筑工地当小工。

　　“谢书记问我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敢拦住县委书记闹着要摆地摊?我说我跑得快,胆子早就丢掉了,现在没有胆了。”今年81岁的冯爱倩,讲起话来快言快语,依稀可见当年泼辣干练的样子。

　　“老百姓吃不上饭就得找当官的。今天你同意我要摆,不同意我也要摆,说完我边往外走边哇哇哭起来。”她继续回忆道。

　　“领导开会批评我一个家搞两个主义,我干社会主义,老婆干资本主义!”比冯爱倩大3岁的老伴杨兴贵补充说。当年他在当地供销社当主任,为冯爱倩摆摊的事情没少挨批评。

　　据信正是这次“讨说法”促使谢高华在县委常委会上明确表态:“义乌的市场是个很好的市场。”最终催生了义乌市场发展历史上著名的“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

　　长期短缺经济造成的供应严重不足,为市场爆发积聚了难以想象的需求压力。率先获得了市场“准生证”的义乌人,将小商品批发市场变成一个宽松的市场交易“凹地”,不仅将日用消费品急剧增长的需求虹吸过来,更推动各种市场要素快速向义乌集聚。

　　在这一“闯”一“放”的背后,是群众首创精神与政府开明决策的结果,义乌市场由此获得发展先机,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