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小商品进得来出得去

　　突破关卡成长起“联托运”

　　刚刚尝到市场甜头的义乌人,很快就遇到一个更大的难题:小商品批发生意越红火,货物流通量就越大,如何让购销两旺的小商品进得来、出得去,成为义乌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

　　虽然有“四个允许”的地方政策松绑,一枝独秀的义乌市场辐射力不断增强,但与周边县市乃至全国各地市场管制的冲突也在加剧,当地政府对市场繁荣的支持,难以逾越行政区域的边界。只有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才有可能打通域外流通渠道的封锁,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围。

　　在市场里,丁尔民发现彩带特别好卖,这促使他放开胆子去广东和福建大批量进货。从广州到义乌,1000多公里路程,当时需要经过20多个检查站。负责运货的货车司机,远远看到检查站,就立刻停车躲避,等到检查人员下班才敢继续赶路。“检查站对包装带有英文的货物一律扣留。你想,小商品怎么会有英文?肯定是走私的。”丁尔民笑着说。

　　急剧扩张的小商品交易需求,使义乌市场流通环节瓶颈日益突出,谁能控制货源谁就能抢占市场。一时间,以打通各地线路关卡为主要业务的联托运业务应运而生,很快成为当时最赚钱的生意。在高额利润诱惑下,人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运用各种方法打通市场流通环节。

　　诸暨和义乌相邻,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生产袜子,但是义乌人去诸暨进货,必须经过一道检查站。一旦被查到,就要被处以数额巨大的罚款。

　　1985年,这条线路上出现了一个能将袜子安全运回义乌的托运处,收费只是罚款的几十分之一,生意一下子火爆了起来。

　　据多名受访人士证实,当年义乌最有钱的企业,并非市场上搞批发的商户,而是搞联托运生意的。福建籍客商林先生就是靠联托运挖到第一桶金的,他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坦言,钱赚得容易花起来也大方,当年许多关卡都是花钱打通的。这也为后来义乌政府整顿联托运乱象埋下了伏笔。

　　王庆洪也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了物流的巨大商机。这位现任义乌市联托运行业协会会长,身材壮硕,肤色黝黑。他如数家珍地将当年的“通关”故事娓娓道来。“义乌的联托运行业,有点像古代的镖局。遇到过不去的检查站,通常就把人叫出来,慢慢熟悉后,就可以报名号通过。”王会长说。当被问及彼时都有哪些“通关秘籍”?会长欲言又止,只是憨憨地笑着。

　　经过几次洗牌,义乌仍有接近200家的物流企业。来自义乌的小商品,通过这张庞大的物流网络,运输至国内90%以上的地级市。

　　现任义乌市作家协会主席何恃坚,当年还是农业银行的一名新员工。在南京,他通过同学关系做了一笔买卖,赚了1万元。当时他的月工资才46元。“去国营厂和供销社拿货,用现金去敲门,对方才会把货给你。只要把货拿到义乌,就不愁卖不出去。”何恃坚坦言,当年义乌人的闯关能力之所以这么强,离不开银行悄然放宽的现金管理,这个政策也是由地方政府争取来的。

　　1981年,在个体私营经济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义乌的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看好市场发展前景和政府支持力度,大胆给工商户贷款。1983年,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一共为7454户个体工商户发放了300多万元贷款。

　　1984年,义乌工商局筹建第二代市场——新马路市场,需要贷款25万元。为了这笔“巨款”,义乌农业银行的领导几次跑杭州做工作,最终给义乌工商局开了绿灯。到了年底,新马路市场终于开业。

　　说到底,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迅速扩张的市场力量,正是人民群众为追求美好生活而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破茧成蝶的义乌市场,开始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流汇聚。

　　义乌工商学院教授贾少华回忆说,当年火车只要经过义乌,必须把窗户全关上,否则一到站,就不断有人从窗户往里爬。旅客回到义乌,必须提前站到门口,门一打开立刻用力往外挤,稍不及时就会被蜂拥的人流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