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专访中国国家基因库伦理委员会委员祁鸣教授

　　这个项目，我不会投赞成票

　　本报记者 张苗 陈伟斌本报通讯员 王蕊 周素琴

　　“如果这个项目进入我们所在的伦理专家委员会审核，我不会投赞成票。”中国国家基因库伦理委员会委员祁鸣教授说。

　　祁鸣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以及附属邵逸夫医院的生殖中心教授。作为全国知名的基因学专家，他对轰动医学界的“世界首例艾滋病免疫基因编辑婴儿”是怎么看待的？

　　祁鸣告诉钱江晚报记者，该项目用到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也被称为“基因魔剪”，难度很高，在美国目前是被禁止在人类胚胎中使用的。而在中国，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对它禁止或是许可。“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这项技术的使用在程序上并没有问题。”祁鸣说，而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存在于伦理上。

　　基因编辑技术有缺陷

　　可能会误伤好的基因

　　为什么作为中国国家基因库伦理委员会委员的祁鸣并不赞成“艾滋病免疫基因编辑”？

　　“从我的角度，我会有几点考虑。”祁鸣说，首先，贺建奎教授选择了艾滋病作为基因编辑对象，并不合适。这并不是一种最合适的病种。

　　祁鸣说，从伦理角度考虑，类似的技术在运用时必须考虑获益与风险，“获益一定要很大，而风险一定要很小，最好是不增加新的风险”。而对于艾滋病这个疾病，在现代医学中，已经有很多安全有效的阻断方法，使得父母在皆为艾滋病人的情况下，生下健康宝宝，并不需要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让下一代免于艾滋病的侵扰。

　　目前积累的数据并不能保证这样的基因编辑没有产生副作用。

　　为什么有副作用的产生，要从基因编辑技术说起。“简单来说，就是纠正基因的缺陷，过去的技术相当于往敌人的阵地扔出一大堆炸弹，把坏的基因炸死就算成功了。而现在的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更精准了，比如能对付‘有缺点的好人’。”祁鸣说，即便如此，目前的“基因魔剪”还是有“脱靶”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基因炸弹在轰炸的时候，误伤到了好基因。

　　这样的副作用产生了上世纪90年代悲剧事件，那时的基因治疗刚刚开始，在美国，通过基因治疗技术治好了几位有严重先天性免疫缺陷的孩子。如果没有这样的治疗，他们从出生之后就必须生活在无菌培养箱里，否则会立刻感染各种疾病。

　　可几年之后，接受治疗的11位孩子中有七八位得了白血病，人们这才意识到基因治疗可能会带来各种无法掌控的负面影响，在精细又繁复的基因当中，任何一点小小的变化都有可能带来蝴蝶效应，造成严重后果。

　　记者了解到，脱靶带来的错误编辑还会传给后代。

　　观察基因治疗是否生效比较容易

　　要观察副作用则需要很长时间

　　在祁鸣教授的实验室中，“基因魔剪”的技术正在被运用在小鼠身上。“我们做动物实验，是希望纠正先天性失明的基因。”祁鸣说，在2012年，他和团队成功发现了一种导致新生儿先天性失明的基因缺陷。为了让携带这些基因的孩子见到五彩缤纷的世界，就需要改变这个有缺陷的基因。

　　“现在小鼠的实验，已经能让它们的视力改善了。下一步，我们的重点就是观察这会不会导致其他毛病。”祁鸣说，观察基因治疗是否生效相对比较容易，而要观察副作用，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这也是他并不赞成“艾滋病免疫基因编辑婴儿”这项实验的原因。“在没法保证副作用降到最低的情况下，选择了艾滋病这一种可以被其他有效阻断、预防的疾病进行基因编辑要冒很大风险。如果选择先天性免疫缺陷等容易致死或是让病人很痛苦又没有其他方法改善的疾病，也许我会从伦理层面赞同优先进行实验。”

　　钱报记者了解到，“基因编辑婴儿”指的是利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修改受精卵或早期胚胎的基因。之所以被称为世界首例，是因为此前研究者所做的都是针对已经带有致病基因的废弃胚胎进行的，修订后并没有让其继续发育成长。而让本来健康的胚胎按照父母或研究者的意愿来修改特定基因，让其完全发育直到诞生，这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