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磊

　　自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以来，中国历经近400年的分裂和战乱。扭转这一历史趋势、重建大一统并使中华文明进入又一个繁盛期的，正是“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核心是“崇简”以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尚贤”以扩大统治集团实力，进而一统农耕区和游牧区，以构建多民族统一国家。

　　通过“政变”获取权力

　　李渊称帝不久，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围绕着东宫、秦王府、齐王府，逐渐形成三个政治军事集团。

　　武德七年，唐朝初定天下，秦王府与东宫、齐王府的倾轧却日益加剧。太子、齐王在获得宰相裴寂和高祖宠妃张婕妤、尹德妃支持的同时，还积极发展私人武装。太子在长安私募长林兵，齐王府也招募壮士、私匿罪人扩充武装。

　　武德九年，双方矛盾激化。秦王府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日夜劝秦王诛杀太子、齐王。适逢突厥入塞，齐王受命督军北上，太子、齐王定计征调秦王府将领，再谋害秦王。秦王急召府僚商议，决定在玄武门截杀太子、齐王。

　　六月初三，秦王入宫告发太子、齐王“淫乱后宫”。唐高祖召太子、齐王于次日入宫。当夜，秦王府兵马入宫埋伏，待太子、齐王进入玄武门后，秦王一马当先，首先射杀太子，又与齐王激斗，尉迟敬德赶到后射死齐王。此时，东宫、齐王武装闻讯后猛攻玄武门，试图入宫援助。尉迟敬德斩太子、齐王首级宣示于兵众，东宫、齐王武装随之崩溃。之后，尉迟敬德又率部面见高祖。李渊知已无挽回余地，遂降手敕，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八月，李渊正式退位，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的统治时代，被史家赞誉为“贞观之治”。有学者认为，“贞观之治”的出现与“玄武门之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唐太宗是一位十分在意自身历史形象的人，既然以“政变”获得权力的事实无法改变，那么就要以彪炳史册的政绩来证明统治的合法性。

　　“贞观之治”核心精神是恢复统治秩序，即以休养生息的方式恢复社会经济，而非大规模的制度更张。“贞观之治”对于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是，承续隋朝混一南北的统治政策，“惟贤是与”，使统治集团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

　　内政上“崇简”与“尚贤”

　　唐太宗经历过隋末大起义，看到了恶政亡国的后果，故常以舟、水关系比喻君与庶人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为此，他注意节制统治阶级，从而为民众的生产、生活创造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贞观初年、二年，唐太宗两次释放宫女，令其婚配。贞观前期，不仅没有兴修宫室，而且把在建的洛阳乾元殿停建。在他看来，追求宫殿的奢华，喜欢游玩池台，只是帝王个人的欲望，百姓并不希望这样。

　　唐太宗不仅以身作则，而且严格管制勋贵阶层的社会风习。早在贞观元年，唐太宗便制令禁断王公奢靡。贞观十一年，又下《戒厚葬诏》，严禁勋戚侈靡厚葬，违者“随状科罪”。在唐太宗时期，社会风俗以简朴著称。

　　唐太宗还关注民间疾苦。贞观初期，关东、关中各地灾害甚多，唐太宗下令开仓赈济，允许灾民就食他州，并紧缩政府开支。隋末战争中受损严重的地区，在较长时间内不再征发徭役。而征发徭役、兵役的地区，则需注意不违农时。唐朝颁布的《营缮令》，还以法令的形式规范营造公共工程时的民力征发。

　　经过努力，贞观三年、四年，关中丰收，流民回归；贞观六年、七年，关东地区的农业也发展起来，社会逐步走向安定；贞观八年、九年，米价降至每斗四五钱；贞观十五年，更是降至两钱。由此，经济社会步入繁盛时期。

　　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南北、东西分裂达300年之久，关陇、代北、山东、江左各集团区隔已久，隋朝短暂的统治显然不足以抹除彼此间的差别。摆在唐太宗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将各方势力整合起来。唐太宗使用的办法是 “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

　　在这一择才标准下，唐太宗既用“西北骁武之士”，又用“东南儒生”；既用秦王府旧人，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用东宫、齐王府里的旧仇，如魏徵、王珪等；既用高祖遗臣，如萧瑀、封德彝等；也提拔寒微士人，如马周、刘洎、戴胄等。唐朝疆域扩展至蒙古高原后，又积极任用少数族精英，如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不拘一格使用贤才的政策，催生了一个颇具才干的官僚集团，这就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基础。

　　在“惟贤是与”的氛围中，唐太宗常以隋炀帝为反面典型，鼓励群臣进谏。这既是对臣下的尊重，也是使百僚归心的必要措施。贞观年间出现了许多谏臣，如王珪、魏徵、褚遂良等。面对反面意见，唐太宗常常予以奖励。最著名的直谏者首推魏徵，对唐太宗进谏达200余事。魏徵死后，唐太宗感慨自己失去了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