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广高铁线上的天兴洲长江大桥
长江日报记者李子云 摄
10年前的今天,武广高铁开通,沿着中国高铁由南到北画出的“第一笔”,首趟G字头高速动车开出武汉火车站,以平均350公里的时速,奔向广州。
10年后的今天,基于“八纵八横”的国内高铁骨干网,每10分钟有780多名旅客出入武汉站,直达全国大部分重点城市。
高铁,昔日的商务人士之选,而今渐入百姓家,成为新的大众“公交”。
搭高铁上下班 最短间隔5分钟一趟
9.5元,23分钟,贴地飞行的高速列车,便从汉口站驶至武汉站。这是“60后”刘淑娟日复一日的上班路:家住汉口站周边,在武汉站附近工作,穿江而过的中国高铁大动脉,构成她最熟悉的“两点一线”。
“跟搭公交差不多,”提前1小时买票,预留15分钟进站,“肯定不会误点”。一天工作结束,她轻车熟路地穿过人潮涌动的站前广场,轻松坐上高铁。
这位喜欢靠窗F座、同事眼中“上下班都坐高铁”的大姐并不惧怕加班,“只要不超过零点,都能买到票”。一路上,听听音乐看看风景,浩荡长江与四季天兴洲尽收眼底,温暖家门便触手可及。
她算过一笔账:坐地铁,需要4号线转2号线,再转725路公交,最快需80分钟;搭出租车,单程起步60元。综合起来,坐高铁准点、快捷,还价格适中。
而对于“80后”吴永红,京广高铁线上的G553(武汉—咸宁北)、G1546(咸宁北—武汉)是每周一次的固定“公交车”。
家在咸宁市咸安区,事业发展在武汉的他,每周都往返于京广高铁——这条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路,它是吴永红心中的“鹊桥”,一头是妻子与孩子,一头是工作伙伴。
2017年4月之前,吴永红在河南南阳工作,南阳到咸宁无高铁可达,回家需要乘普快列车转高铁,或者大巴转高铁,最快需6小时。转入武汉工作后,吴永红的归家旅途只需24分钟。
资料显示,2009年,武汉火车站日发高铁24-30趟,2019年增长到400余趟。在最繁忙的京广高铁线上,每隔5分钟就有一趟列车从武汉开往长沙。
就在这10年里,中国高铁的里程数从9000多公里增加到了3万多公里,占世界总里程数的2/3,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
正是这10年,伴随着中铁二院中标俄罗斯项目,中国高铁正式走出国门,成为展示我国实力的新名片。
搭高铁出行 一部手机一日逛全国
搭一班飞机,需要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乘一趟高铁,只需提前15分钟进站。
周三上午,桂心怡临时接到公司通知:出差,当日往返杭州。她拎着电脑包,在出租车上用手机买到40分钟后的G584次高铁车票。
抵达武汉站东进站口。手机屏幕显示,9点07分,短信提醒:出票成功,9点22分发车,A5检票口。
3秒“刷脸”通过自助闸机,30秒安检机“吐”出随身行李,3分钟步行至检票口。
等踏上第9节车厢,将背包放上行李架,车还没开。她从容坐下,喝着站内购买的热咖啡,随手登录“铁路12306”App,订购了一份盐水鸭外卖,在途中的南京站取货。
当晚9时,她已乘高铁返程,再次出现在武汉站。
25岁的桂心怡从事金融租赁行业,到全国各地出差已成“家常便饭”,高铁是她的首选,“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在全国各地‘闪现’,很方便”。
相比高铁的“无纸化”出行,“智慧”车站让旅客的体验同样美好。
下午,跟随拥挤人潮走出站台,19岁的深圳学生王晓彬好奇地打量这个陌生城市,一眼就瞥见了智能导航标识。用手机扫描二维码,详尽的武汉站平面图便映入眼帘,规划出到“公交站上客区”的最短路线。
身旁,一对母女正向系着蓝丝巾的机器人“求助”,想去黄鹤楼。数秒后,机器人“头雁宝宝”给出了详细的乘车方案,还吟诵出崔颢的《黄鹤楼》,惹得小女孩拍手大呼“好厉害”。
前方的电子寄存柜边,几名背包客正用手机操作,将随身大件行李物品存入柜中,说笑着走进一家热干面馆。
一队骑着智能平衡车的执法人员迎面而来。“1分钟后到现场。”执法队员放下对讲机,熟练左转,片刻便驶入密集的人流中。
而这一切,身处1公里外,驻守督察办公室与指挥中心的站区办管理人员尽收眼底。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站覆盖200余个高清摄像头,可随时监测异常。
10年来,武汉站日均客流量增加50倍,站区管理人员人数变动却不大,“智能科技让旅客更舒心,也让服务更高效”。
售票大厅内通宵排队的疲惫面庞,核验闸机通道口检票员忙碌的身影,服务台前焦急咨询的人流……曾经出现在武汉火车站的这些景象,在2015年后加速消失。
几乎在同一时期,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悄然席卷全球。高铁、共享单车、移动支付和网购被国际友人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高铁的“智能化”让高速出行更有品质。
搭高铁回乡 大家都买得起票
2010年2月,武汉站启用后3个月,哐当哐当的绿皮车仍在中国铁路上奔驰,乡镇居民是主要客源。
湖北麻城的“90后”胡超记得,当年第2次南下深圳打工。“坐高铁莫想。”车票动辄数百元,对月收入1500元的胡超来说,可望不可即。在人潮涌动的火车票代售点,他死守三天三夜,终于抢到280多元的硬座票。
临上车,胡超身体瘦弱,全靠车站工作人员的推挤才勉强蹭进车厢。月台上,他母亲偷偷抹眼泪;车厢里,从人缝中看到母亲的胡超,难过得不能自已。
厕所里都挤满了人,胡超不敢喝水,一夜无眠。10多个小时颠簸后,胡超方才抵达。来接车的姐姐,面对满眼人头,只能一遍又一遍呼喊弟弟的名字。一个小时后,姐姐喉咙喊到嘶哑,终于与弟弟碰面。
遭罪,是胡超和伙伴对“前高铁时代”的共同记忆。2010年老乡来鹏城投奔他,也坐绿皮车。接车时,小伙蓬头垢面,第一时间跑去澡堂,“总觉得浑身怪味”。当时的他们并没有想到,高铁会成为自己的出行选择。
2012年,胡超毅然回湖北,加入中建三局二公司,成为一名塔吊司机。因工作勤勉,他的收入年年看涨,月工资一路升至8000元,从武汉回乡,也不再乘坐16.5元的普快车“挤破头”,坚定选择41.5元的高铁,体验出行的尊严。
那位老乡从装修工人干起,一步步蜕变为窗帘品牌代理人,常年往返于甘肃、浙江等地,高铁也是出行首选。
武汉火车站相关人士介绍,近3年来,在高铁春运期间,“民工潮”日渐凸显,带着大蛇皮袋,拖家带口的务工人员逐年增加。
从“坐不起”到“坐得起”,胡超人生故事的背后,是湖北人均收入“跑”赢高铁票价。
资料显示,2009年至2018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367元涨至34455元,增长近1.4倍;与此同时,高铁票价十年来浮动不大,且大幅低于国外。
作为中国高铁故事的亲历者,胡超觉得,“我们真的分享到了发展的成果。”
长江日报记者杨菁 龙京 陶可祎 通讯员李涛 杜微波 陈星宇 郭威 张庆芳 王智 马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