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解放前老北京历史上的“白面房子”，您可千万别以为是卖副食杂粮的小店，那是地地道道的贩毒窝子！鸦片、吗啡、海洛因就在那里进行半公开的交易，不知毒害了多少人的健康，夺去多少人的生命！但说来稀奇，这样一种丑陋和邪恶的事物，居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北京城里猖獗至极而无人制裁的存在……在6月26日世界禁毒日之际，笔者就来给您说说这段令人倍感愤恨和辛酸的历史。

　　一 “卖大盐”实是卖大烟

　　“馆中烟友集如云，地窄人多臭气熏，轮到瓶儿高卧后，声声只唱打三分”。

　　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毒品问题相当严重，日本学者加藤镰三郎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留学期间，就特别体会到“现在的大烟闹得是非常厉害，烟土的销路也是十分发达”。据他介绍，当时北京的烟土分为三种，一种是“东土”，即东三省出的；一种是“北土”，即口外一带产的；还有“西土”，即山西产的。更奇葩的是除了鸦片烟外，京城毒品还出了一种名叫“金丹”的稀罕物，是吗啡和糖稀兑在一起制作成的，抽了也可以过瘾，模样仿佛是一颗颗绿豆，分白色的和黑色的，价格不算贵，但可怕也就可怕在“物美价廉”上，吸引更多瘾君子购买。“一抽金丹的时候，先咳嗽，慢慢儿地就把肺烂了，所以抽金丹的主儿，简直的跟服毒一样，不过是没有服毒死得那么快就是了。”

　　那么，北洋政府也多次下达禁烟令，设置了禁烟公所，为什么毒品越禁越多呢？加藤镰三郎说，这是因为所有烟土的运输和营销，背后都有军队的背景。“东土”是东三省军界包销，“北土”是热河军界包销，而“西土”是山西军界包销，“总而言之，就是张作霖、姜桂题、阎锡山贩卖烟土而已”。所以烟土箱子上都封有“某军军用品”，到了税关，哪个敢查？都立刻放行，政界的要员“十位准有五位抽大烟，军界里更是不得了。”正所谓上行下效，上面的达官贵人一天到晚躺在炕上喷云吐雾赛神仙，又如何管得住市井小民们过烟瘾？

　　1920年，著名记者蔡友梅在《益世报》上，对“禁烟前途”表达了绝望的情绪，他说当时贩烟土的行为越来越猖獗，就连做小买卖的都搭上了车。“北城有个卖盐的，代卖大烟泡儿，吆喝卖大盐咧，其实暗卖大烟”，而东北城一代，居然连卖话匣子的（话匣子是指留声机，这里的“卖话匣子”是指当时的一种生意，有人拿着话匣子沿街吆喝，谁想听，就叫到家里放）都代销扎吗啡，当然也分生客熟客，生客叫他，他照常放话匣子，“熟主顾扎吗啡要钱，话匣子奉送白饶”。照这么下去，“早晚剃头挑子都得代贩烟土。”日本在京学者冈本正文在《北京纪闻》中目睹过一起抓烟贩的，“把拿着开烟馆的三个犯人送到工巡总局去审办”，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打扮成出家人。

　　当时流行的一首竹枝词，生动地写出了鸦片烟对京城百姓身体危害之严重：“瘾深烟气透肌肤，虽具人形骨已枯，白纸一张颜色变，通称烟鬼却非诬！”

　　烟鬼烟鬼，是鬼不是人，即使家中再有钱，一旦沾染上毒品，也早晚有一贫如洗的那一天，当时因为吸毒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儿的多了去了，到了连吗啡都买不起的时候，还有一条“充饥”的办法。有些烟贩，从换卖烂纸的小贩手中购买富人熬烟的大宗淋纸残灰，用水熬煮，然后把残灰水以一碗五枚或十枚的价格卖给那些穷烟鬼，等到连残灰水都买不起的时候，等待着穷烟鬼们的，只能是贫病交加，冻死或饿死在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