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学后，北京中关村三小一位小学生从排队接孩子的家长面前经过。

　　北京一外语培训机构外，一位带孩子来上课的老人透过贴满海报的玻璃墙查看孩子的上课情况。

　　多年前的儿童节，住在北京北五环外的孩子在快乐地玩耍。

　　早上6点半起，夜里11点半睡；平时在学校，周末在辅导班。这是12岁男孩吴飞刚起步的初中生活。他的同龄人大多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吴飞们的周围，站着老师、家长、辅导机构。他们是教练，是领队，是孩子的后盾，也是孩子的负重。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召唤另一个灵魂。”只是，在算不上宽阔的求学路上，如何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这样的问题，都已随着飞扬的尘土被卷入空中，难觅踪迹。

　　看到吴飞走出训练馆，吴妈妈一边发动汽车迎上去，一边在心中的日程表上又划上了一个对勾：锻炼体能的篮球课结束了。

　　这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下午5点半，此前6天，吴飞已经在南宁市多个培训班上完了英语课、数学课、练字课。最后剩下的任务，是当晚回家把学校布置的各项作业收尾、整理，等待第二天返校。

　　对这个12岁的男孩来说，如此的假期经历，不是头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1个多月前刚结束的小升初的暑假，和往后可预见到的或长或短的假期，他都得穿梭于各类培优班、辅导班和兴趣班之间。

　　不平衡的教育资源和不断变化的招生政策，让高考的压力早不是只存在于高中生及其家庭之中，而是层层前置到初升高、小升初，乃至幼升小的环节。

　　“跑起来，不一定能赢；不跑，却一定会输。”想明白了这个道理的家长们，咬咬牙拿起口哨，站到学校和培训机构的一边，催促着吴飞和他的同龄人一路负重狂奔。

　　“你没病，你只是没睡醒”

　　早晨6点，客厅里的闹钟准时划破了宁静。吴妈妈轻手轻脚经过儿子的卧室，走进厨房准备早餐。

　　起锅烧水，切葱拌肉，煮面，煎蛋……吴妈妈的动作行云流水，嘴里却忍不住打出一个个哈欠。上午一共5节课，正常是中午12点放学，但在开学初的家长会上，班主任就明确告知，为了孩子，“各科老师会时常义务留堂到12：40”。因此，每天的早餐都不能简单应付。

　　6点半，吴妈妈叫醒了吴飞。孩子揉着眼睛，一脸痛苦，“妈妈，我很难受，是不是病了，能不能跟老师请假？”

　　头一天放学，吴飞带回了16项纸质作业、2项网络作业。晚饭后，吴妈妈就把他撵进书房，一路督战，才得以在夜里11点半完工睡觉。吴飞的睡眠时间，远远达不到科学成长要求的9~10小时。

　　这还只是他初中生活的开始。

　　连摸一下额头探温度的动作都省了，吴妈妈一步迈到窗前拉开窗帘，让依稀的晨光照进屋子。“乖，快点起来。你没病，你只是没睡醒，用冷水洗洗脸就好了。”

　　6：50，吴飞背上沉甸甸的书包，吴爸爸已将车停在负一楼电梯口；7：05，吴妈妈的手机收到孩子入校门的短信通知。围绕家中这个7年级新生的生活，吴爸吴妈分工明确，配合严丝合缝，力争不浪费孩子哪怕1分钟的时间。

　　因为，时间就意味着分数。

　　唐俊与吴飞既是小学同学又是初中同学，他的家学校骑自行车不过10分钟的距离。即便如此，临近开学时，唐俊的父母还是决定举家住进距离校门几十米的一套出租屋。这让唐俊想与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骑车上下学的愿望泡了汤。

　　唐妈妈计算过，放学后同学间互相等待，再加上途中追逐嬉戏，唐俊骑车回家大约要20分钟。一个往返40分钟，一天下来就是80分钟。“每天80分钟可以背多少个单词做多少道题目呀！”

　　开学后，唐妈妈把儿子的课余时间划分到以10分钟为单位。按照她的安排，唐俊每天午饭后背30分钟英语课文，晚饭后阅读30分钟文学名著。“除了天才，谁的成功不是靠这些挤药膏般挤出来的时间？”每月付出近3000元的租金，换回孩子上下学路上的80分钟，唐妈妈觉得很划算。

　　坚持与儿子的家庭作业斗争一个星期后，吴妈妈投降了，“有的题目有难度要花时间，再加上孩子一会儿吃个水果一会儿喝瓶酸奶，熬到半夜作业也写不完。”

　　每学期3800元，吴妈妈在学校附近的晚自习辅导班给吴飞“买”来一张安静的书桌。“没办法，听着时间在耳边滴答滴答流过，我就着急上火。花点钱，还能改善亲子关系。”吴妈妈苦笑着说。

　　“把电视关掉！”

　　吴飞所在的辅导班，每晚都坐满了身着校服的学生。每一个埋头算题的孩子背后，都有和吴妈妈一样“着急上火”的家长。《2018年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68%的中国家长为孩子教育感到焦虑，焦虑指数高达67点，其中幼儿和小学阶段最严重。

　　家长们的焦虑并非多余。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今年我国普通高中招生平均占高中阶段招生的458.73%，这意味着全国将有一半左右的初中学生要进入中职院校。

　　在南宁，这一比例亦是如此。今年5 月 30 日，南宁市教育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了 2019 年高中阶段招生录取方案。该市高中阶段学校计划招收新生约 4.5 万人；其中，中等职业学校计划招生 2.2 万人；普通高中学校计划招生 2.3 万人，含11 所公办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中计划招收的9720 人。在这不到10000人中，有3510名幸运儿将进入当地最负盛名的南宁市第二中学和第三中学。

　　吴妈和吴爸都是正牌大学毕业生，他们的朋友中还有不少拥有博士学位。在这样的家庭，全日制本科学历是他们对孩子最自然、最基本的期待。

　　普职分流接近五五开的现实挑战了这一期待。“没有像样的大学文凭，将来怎么找得到体面的工作？进不了示范性高中，哪有机会考重点大学？初中不拼命努力，会不会连高中都挤不进去？”一连串的合理推导刺激着家长的神经，也让本应在几年后才面对的高考压力提前到孩子初中甚至小学阶段。

　　从吴飞升入6年级起，吴妈妈就常常觉得自己是祥林嫂上身：

　　“把电视关掉！快去读英语……”

　　“今天练字了吗？中考是有卷面分的……”

　　“放下平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你都读了多久了还没读完，心可真够大的……”

　　到了暑假，吴妈妈给吴飞报了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小升初衔接班。从她的日程表上看，整个7月，吴飞只有享受了两天“全天休息”的待遇。

　　可即使这样，吴妈妈还是因为儿子学习不自觉偷玩平板电脑气得砸了两个碗。陶瓷清脆的碎裂声，像一记耳光，让她和孩子都愣住了。

　　当母子俩趴在地板上寻找散落屋角的碎瓷粒时，吴妈妈又后悔不迭，“不过几年前，他还是个举着棒棒糖跟着电视里的熊大熊二唱唱跳跳的孩子呀。”

　　吴妈妈以为，这些都是选择让儿子就读公立中学，以保留地段生在中考时的政策优势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南宁，民办初中热了好些年了。语数英联考“掐尖”、寄宿制封闭化管理、寒暑假可组织补课……虽然中考时录取线远高于公立初中，但仍然不断有家长想把孩子送进民办初中。

　　“我也以为只要把她送进去了，就能‘不劳而获’一个‘牛娃’。”李晓芸的妈妈是吴妈妈多年的闺蜜，孩子又一般大，两个当妈的就常在电话、微信里“互诉衷肠”。

　　开学第一周，李晓芸所在的南宁某知名民办中学进行数学周测，卷面内容涉及七年级上册教材里47个知识点中的36个。老师解释说这是检测孩子们暑假的预习情况，可事实上，假期没上衔接辅导课的学生全部“沦陷”了。

　　同班同学的分数从118分到18分不等，晓芸的成绩不上不下。李妈妈急了，连夜操起电话咨询辅导机构的报班情况。她打听了一下，分数排前几位的学生，暑假都是满负荷运转，有的一天要上6节课。开学后，他们平时在学校上课，周末两天就转移到补习班上课。

　　“这就像在座无虚席的电影院里，突然前排的人想要看得更清楚站了起来，于是后面一排接着一排的观众为了看见大屏幕不得不也站起来，最后所有人都只能站着看电影了。”医学院教授李妈妈如此向吴妈妈解释了著名的“剧场效应”。

　　“你喜欢水球吗？”

　　对于妈妈紧急给自己安排的周末辅导，晓芸没说一句二话。她早习惯了。

　　不同于吴飞家从去年起才逐渐弥漫开的紧张气氛，晓芸上小学后不久，李爸李妈就把“择一所优质民校”定为全家的目标。

　　仔细比照历年民办中学的报名条件，从钢琴、舞蹈、演讲兴趣班到语数英全面培优，李晓芸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成了各个辅导班的常客。最多的时候，她一个周末要赶着上8个班，每节课的费用从一百多元到三五百元不等。到了六年级，为了备战三科联考，李妈妈给女儿选了一家坊间盛传联考成功率很高的培训机构，每个周末横穿大半个南宁市送她去刷题。一年下来，花了5万多。

　　吴妈妈夸奖晓芸乖巧懂事，李妈妈倒是答得直接：“打她记事起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她没有对比。”

　　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出生的人来说，假期里除了作业，全是结伴玩耍的回忆。到了吴飞和晓芸这代00后孩子，想要在学校之外和伙伴们在一起，就只能去补习班了。

　　今年暑假前，广西当地媒体发起“您如何安排孩子的暑假时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9成的家长为孩子报了培训班。广西金太阳教育集团董事长蒙旭文从事教育培训工作十多年，以小学为例，他亲眼见证报培训班的学生从不及一成到现在到达人均报一个培训班的程度。

　　2005年，南宁市的校外培训机构200多家，2018年这一数字翻了10倍。“补差、培优、以升学为目的的兴趣班，总能选到一款适合自家孩子的。”

　　从小学起，李晓芸只会跟妈妈提一个要求：让她和自己的好朋友上同一个补习班。“课上如果表现得好，老师还会奖励我们喝饮料吃零食，多开心啊！”

　　就在吴妈妈还在感叹李家人与应试教育正面“开杠”的决心与勇气时，与儿子发小陈军的母亲一次偶遇，又让她在“另辟蹊径敲开高中大门”这件事上大开眼界。

　　“别把目标定得太高，二中三中哪那么容易考得上？我就要求他在班里跟得上就行。”在晚自习辅导班门口，许久不见的两个母亲寒暄几句后，就聊到了孩子的学习。陈妈妈的淡定让吴妈妈很是诧异。

　　“可就算功课达到班级平均水平，也不一定进得去普高啊。”

　　“这个暑假，陈军拿到国家二级水球运动员资格了。”陈妈妈平静地说：“教练说中考时最多可能会加20分。”

　　“什么？你们在中学起跑线上已经领先20分了？！”吴妈妈闻言差点跳起来。要知道，中考时一分可是能干倒一操场的人。仅在陈军就读的中学，第一次月考，总分多0.5分就能在年级排名前进9名！

　　相比于篮球、足球等热门运动，水球是冷门项目，全广西也就几支专业队伍，“容易出成绩。”陈爸和陈妈综合分析后，在陈军小学一年级时给他选定了这个“兴趣爱好”。

　　可陈妈妈口中的“容易”，却是陈军心中满满的苦。当吴飞特意打电话恭喜自己的哥们儿提前起跑时，隔着老远，吴妈妈都听到了话筒那边飚出来的委屈，“6年啊！我流的汗和泪快赶上整个泳池的水了！”

　　6年里，除了春节和外出比赛，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陈军几乎都是在游泳池度过。前几周的新鲜劲一过，他不肯再去训练，是父母连哄带吓才坚持下来。冬天，大人戴着围巾穿着棉衣都冻得鼻涕直流，可到了游泳馆，孩子换上泳裤比划几个热身动作，就会被教练赶进水里。

　　“训练苦水温低，低年级时他常在泳池里哭鼻子。我怕自己心软，把他送到游泳馆就走，到点再去接他下课。”说起这些，陈妈妈口吻里全是心疼。顿了一下，她又像说服自己一样，“要么吃学习的苦，要么吃训练的苦，否则今后不就得吃生活的苦？”

　　听见陈军继续用大音量说“你以后千万不要约我去游泳”，吴飞笑嘻嘻地挂了电话。一旁的吴妈妈其实很想替儿子问一句：“你喜欢水球吗？”

　　6年的计划赶不上1天变化

　　陈军在泳池里泡出来的20分，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

　　中高考加分到底是完善了招生制度还是损害了教育公平，一直是饱受争议的话题。2017年5月，教育部就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发出通知，要求清理和规范加分项目，大幅减少、严格控制加分项目，取消体育、艺术等学生加分项目。不过，由于各地在中考招生上相对有自主性，是否加分、哪些条件能加分、加多少分依然因地区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当南宁、杭州还将国家二级运动员资格列为加分项目时，石家庄、成都、贵州等地已先后取消体育类、艺术类、科技类竞赛项目中考加分。杭州市教育部门也明确表示，从2021年起，将取消相关项目加分。

　　这意味着，到陈军参加中考时，他有可能一分也加不上。

　　6年的计划赶不上1天的变化，李晓芸家对此已深有体会。就在李妈李爸准备带着女儿进入择校冲刺阶段时，今年5月中旬，南宁市教育局发出通知，民办中学一律不允许通过笔试“掐尖”录取，只能通过查阅学生素质报告册、面谈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选择生源。

　　李妈妈为这事足足失眠了近两个星期，“明明已经做好了全力向前冲的准备，却发现连起跑线都没了。”

　　到现在，李家书房里还堆着晓芸之前一年做过的厚厚一摞试卷。此前，连培训机构的老师也说，这些题就是为了民校考试量身打造的，有些知识点，孩子这辈子都不会再用上。

　　最终，李晓芸以优秀的面谈表现如愿被民校录取，可之后好长一段时间，李妈妈心里都空空的。她有点心疼花出去的钱，更心疼女儿为这个录取名额耗费的大把童年时光。“我知道，她打心里并不喜欢跳舞，也不喜欢演讲，她就喜欢看各种课外书，可到后来，连实现这个小爱好的时间都被挤掉了。”

　　在向目标大学狂奔的这条路上，不到终点，谁家也不敢保证不会被突发状况绊一跤。

　　每到暑假，中学附近的房屋中介生意都很火爆。只要离校门足够近，40年房龄的老房子也十分抢手。今年7月，南宁青秀区七星路一间13平方米的瓦房以秒杀速度卖出35万元的价格，远超该市万元出头的房屋均价。只因为这是拥有合法身份的双学区迷你房。

　　学区房的神话在多地继续上演着。不过在2014年和2016年，北京先后实行“名额分配”和“校额到校”中考招生方式，把部分优质高中的招生名额定向分到一般初中校。随着定向名额提升到重点高中总招生名额的50%，又有家长抛下高价买房计划，掂量起“曲线救国”成功的可能性……

　　“不管怎么说，技多不压身。”陈飞妈妈觉得，既然控制不了客观因素，就控制好自变量，“就算3年后政策变了，但哪怕只是加5分，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全力争取。”

　　爱上学习，老妈会高兴

　　9月末的一个周五，小学同学过生日，几个要好的伙伴在校门口截住了唐俊，邀他一起去吃生日蛋糕。他一抬眼，看见妈妈站在出租屋阳台上朝校门张望，只好摆摆手，低头背着书包快步往前走去。小伙伴们没勉强，而是识趣地散开了。

　　那一刻，唐俊不再是哥们儿眼里活跃的“一哥”，也没了两个月前小学毕业晚会上弹着钢琴吟诵自创俏皮诗的神采。

　　其实开学仅半个月，这个半大小伙子脸上的笑容就渐渐少了。吴飞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唐俊把QQ签名改为“爱上学习，老妈会高兴”；后来，他连周末都没再见过唐俊上线。

　　每年开学季，朋友圈里都会出现这样一段话: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龙应台大概怎么也没想到，当年自己熬给儿子安德烈的“鸡汤”，成了家长狠心鞭策孩子的“鸡血”。

　　“除非有一天重点高中或大学摇号录取，否则就不要抱有‘躺赢’的幻想。”几个母亲难得聚在一起，唐俊妈妈首先表明了强硬的立场。自己身为高校教师，唐妈妈对养孩子要“静待花开”的观点很不赞同，“别的孩子不会等，社会也不会等。”

　　经过暑假和开学几周的磨练，从小“散养”的吴飞已不再为去不去补习班的问题和爸妈斗争，转而争取周末和节假日如果按要求学习结束，能有1个小时上网跟朋友连线聊天的机会。国庆假期，他又因为写作业拖拉跟妈妈爆发了“战争”，吴妈妈一气之下威胁说要取消所有辅导班，“省钱又省心！”她没想到，儿子竟然马上认怂，他害怕没有外力“加持”，自己会掉队。

　　从老师、同学和家长传导到自己身上的压力，足以让这些孩子明了，不尽力往前冲，后果很严重。以至于暑假时吴妈妈提议带吴飞、唐俊和陈军一起去看场电影时，却遭到了他们的一致拒绝，“不去，还不如在家写作业，早写完早自由！”

　　和这几个男孩子一样，国庆假期，李晓芸是在“一对一”作文强化训练中度过的。她小学时就熟读史铁生和李叔同，却写不出老师眼里的标准好作文。六年级期末考试作文题目是“广西60周年，自己身边的变化”，李晓芸的得分并不高。

　　犹豫再三，李妈妈还是没勇气做电影院里最先坐下来的那个人，“听说辅导班老师教的写作技巧实用又有效。很适合中高考作文判分标准。”

　　偶尔，李妈妈会翻出女儿小学写的日记。当同龄人搜肠刮肚只能写出“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天”时，晓芸已经能就一次普通的骑行写出细腻的文字：

　　“出发后，母亲一路提心吊胆，时而令我刹车，时而令我减速。虽然一路唠唠叨叨，但到了南湖，气氛显然不同了。

　　南湖公园里的人不算多，几片空旷的草地与几条小路在浓浓的夜色中显得暗淡而寂寞。我能清晰听到自行车轮与链条运动的声音……”

　　李妈妈一直保留着这几本日记，她想着，等到全家人不再为分数和排名狂奔时，再把它们送给女儿。希望到时她还能记起儿时的心境。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庞慧敏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吴飞、唐俊、陈晓芸、陈军为化名。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杨登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