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说：“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永远坚守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冯骥才工作室供图）

　　冯骥才的头衔很多：中国当代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和教授，但熟悉他的朋友都喜欢叫他“大冯”——这也是他的微信名。去年底，冯骥才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他的《单筒望远镜》新书发布会，人文社特意打出了“欢迎冯老师回家”的温暖海报，欢迎冯骥才重回朝内大街166号，重新回到小说的世界。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笑说：“应该写‘欢迎大冯回家’，更亲切。”

　　事实上，每次参加冯骥才的活动都有一种温暖亲切的感觉，就像近日在天津大学举行的“冰河·凌汛·激流·漩涡——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冯骥才在文学、艺术、文化遗产保护等诸多领域的120余位朋友欢聚一堂，他们中有王蒙、张抗抗、陈建功等文学道路上的挚友，有韩美林、刘诗昆、王立平等艺术天地里的知音，有余未人、郑一民、曹保明等民间文化的同行者，有南帆、李辉、周立民等评论界的知心人，还有来自英、俄、法、德等多国的十多位翻译家和汉学家。主持人白岩松开玩笑地说：“听刚才长达十几公里的名单，还以为是全国文联开大会，后来发现还有联合国的组成人员，但其实今天是一个冯骥才的亲情聚会。”

　　此次会议由中国作协、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天津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民协等单位联合主办，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承办。“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精装套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步推出，与会嘉宾共同研讨冯骥才的这套作品和他五十年的文化人生。

　　永远坚守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冯骥才堪称与新中国共命运的人，他童年时亲耳听过解放天津的炮声；他的文学则与改革开放同步，最早的作品都出版于1979年前后。然而这位新时期文学的“弄潮儿”，在社会急速转型、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放下小说的创作，义无反顾投身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中，选择了一条最边缘的、孤独的、没有功利的路，即便他人都不理解，也非要把“文化的十字架”主动扛在自己肩上。他以一人之力同时拉着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这“四驾马车”，任凭困难重重，也无视利益诱惑，坚守自己认定的方向、理想、追求和准则，以极大的定力，勇往直前，展现出一名行动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

　　为何要选择一条艰辛的路？这份非凡的定力从何而来？答案可以从“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精装套书中找到。从2014年起，冯骥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四部作品，在这套书中，冯骥才以非虚构的写作形式，记录了自己从年轻时代直至今日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人生。从青年时代写起的《冰河》与《凌汛》，是具有自传性质的生命史；讲述新时期文学心路的《激流中》，则具有精神史的性质；而记录文化遗产保护历程的《漩涡里》，更蜕变为一部思想史。

　　“这套书看似自传，实际上是我从一个知识分子的亲历以及苦苦思考、追求与行动，表达我们这一代与时代共命运的精神特性，将推动社会的进步与文明视为自己终生不弃的使命。”冯骥才说，“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永远坚守社会的进步与文明。”

　　他把自己的人生比喻为一条江河，“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涡里”四个书名，就代表着他在这个时代的四个断层，“碰上特别寒冷的季节要冻成冰，就是冰河；天气变暖的时候，就出现凌汛了；然后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特殊时代，就卷入了激流中；可是在物欲越来越强的今天，我们往往忽视了文化正在瓦解，这个时候就卷到了生活深层的漩涡里。但我认为这套书不是为我自己写的，而是让别人通过我的个案来思考这个时代，只有把这个时代的经历弄清楚，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

　　“文学有一个功能，就是对时代的记录的功能，这是我所信仰的。我觉得一个作家，哪怕写一句话欺骗你的读者，你是违心的，历史将来会瞧不起你。我必须要用我真实的东西来写这样一套书。”冯骥才吐露心声。

　　一个真正的“俗世奇人”

　　开幕式现场，氛围温馨、热烈，兼具学术的庄重与艺术的感染。英国巴斯大学教授余德烁把冯骥才写著名艺术家韩美林的口述史《炼狱·天堂》翻译成英文，这次他带来译稿，现场赠送给这对老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向冯骥才送上《俗世奇人》（足本）发行100万册的纪念品——竟是一组“泥人张”的泥塑，每一尊塑像都是他书中的一个人物；著名音乐家滕矢初和钢琴泰斗刘诗昆用精彩的演奏助兴；前央视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导王志还朗诵起冯骥才的一首诗《路》：“这是一条时而欢乐、时而痛苦的路，这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但我决意走这样的路，因为它是一条真实的路。”这首冯骥才写于而立之年生活艰辛时刻的诗歌，也正是他后来几十年人生的真实写照，令全场观众都为之动容。

　　“他是一个真正的‘俗世奇人’”，著名作家张抗抗为冯骥才画了一幅“文化素描”。她感慨道：他好像是有很多的手、很多的腿，不然怎么能做那么多的事情？在张抗抗看来，被比喻为“千手观音”的冯骥才，就算面对棘手的事情，也会用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他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

　　韩美林是冯骥才40多年的好友，他说：“我和大冯站在一起，一个大个子，一个小个子，总是捆在一起。每次去政协开会，想找我很容易，找到他就行了。我偷偷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首先就是做人，灵魂绝对不能下跪！我跟着大冯，感觉像一直跟着火车头，他在研究民族民间文化的时候，我在后面受益。”没错，两个人见面时，冯骥才像爱护弟弟一样搂着韩美林，其实韩美林（83岁）比他还大几岁。现场，冯骥才真情告白：“我跟美林因为身高的原因，我站在他身旁不得不俯视他，但心里是仰视他的。我喜欢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不管他遇见了多少苦难，都把苦难搁在身后，他还是要把心中的金银绯紫奉献给这个世界。”看着惺惺相惜的老哥儿俩，听着他们的肺腑之言，不少人都红了眼圈。

　　同样作为挚友，著名作家王蒙用“相濡以沫”来形容两人之间的感情。“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享受了相濡以沫的温暖；而在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绝对是不相忘于江湖。”王蒙说，冯骥才不仅个子高，在精神上也是一个“高大上”的人。“面对冯骥才，我忌妒非常少，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同行都有忌妒是吧？但是我的忌妒差不多是零，我的快乐是99.9%……”

　　唤起公众对文化的自觉

　　冯骥才称自己为一个纵向跨时代，横向跨专业的人。最先是画家，后来搞文学，接着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包括城市文化抢救、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村落保护。

　　谈及“文化遗产抢救”时，冯骥才表示，因为太热爱文学，放下文学创作有的时候确实是挺苦恼的；但正因为是作家，才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文化遗产消亡，“抢救工作当然由我们做，这是责无旁贷的”。

　　“在中国大地田野跑的时候，我真是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灿烂。”冯骥才说，民间文化魅力无穷，那种自发的审美创造打动人心。“有些东西我们必须保留，它是我们民族根性的东西。我们保留多少，后代就会享有多少，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承担的使命。这不是说大话，你必须要在那些孤寂的地方，默默地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坦率地讲，我并不觉得痛苦，我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历史把一个大活儿交给我们了，我们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冯骥才还以张大千、刘半农对敦煌文化的守护和抢救为例说，“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传统，这就是我们的一种情怀。”

　　既然选择了，就坚守下去。由冯骥才倡议和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历时十余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地毯式普查与盘点。

　　“做文化遗产保护，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我想保护的很多东西并没有保护住。”冯骥才忧虑地说，“比如我想保护传统村落，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中我们已失去了90万个村落。所以从2011年开始，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村落进行盘点，目前已经评了6000多个村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等，新问题也会不断地出现，比如传统村落的空心化现象、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问题，这都需要政府管理部门、专家和老百姓三方共同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地老百姓热爱不热爱自己的文化，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当作自己村里的宝贝。我们的责任是要唤起一代公众对文化的自觉，提高老百姓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而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是走在最前沿的，他们最先要有文化的自觉，我管这叫文化先觉。”

　　经历了不同时代，如今已是77岁的冯骥才坦言：“我是一个跟时代共命运的人，跟新中国共命运的人。所以我这一代人天生地、注定地关切时代、关切民族、关切土地、关切社会。我们有太多的责任感，我们无法逃避，我们也不能逃避，我们也没想到逃避。我们不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总要追究自己，总要去掂量自己笔管里边的良心。”

　　“我现在还不算特别老，我也不知道未来还有多长。反正在生命的句号画上之前，我要让我的每一步、每一个字都端正。”冯骥才说。

        （本报记者 却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