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坤与夫人谭得伶留苏期间合影。

　　2009年，王梓坤与夫人谭得伶摄于北京红螺寺。

　　1986年，邓颖超同志来北京师范大学祝贺教师节时，王梓坤向她献花。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们耕耘于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予人以美好和希望。

　　35年前，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呼吁将“九月的一天定为全国教师节”，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提议设立教师节的第一人。他是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也是资深教师，先后指导过20名博士和40名硕士，使中国的概率论研究传承有人。他所著的《科学发现纵横谈》迄今共推出19种版本，受其影响而投身科学探索的读者不计其数。

　　王梓坤喜好诗词，曾用“百年树人亦英雄”来赞美少年时期的恩师，同样，这句话也足以总结他本人勇于发声、全心投入的教育生涯。

　　１

　　首倡设节 喜见“教师万岁”

　　王梓坤身材瘦削，面容清癯，举手投足间，皆是儒雅的学者风度。漫长的年华在老先生的记忆里磋磨出些许坑洼，但“教师节”三个字一出，他会立刻兴致高涨，招呼笔者穿越时间的隧道，抚摸那段往事。

　　想法降临在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冬日。1984年12月9日清晨五时许，天色仍浸于灰暗，王梓坤像往常一样，早早出门上班，走在安静的校园小路上，一个念头电光石火般袭进他的思绪：应该建议国家为教师专门设立一个节日。这个想法是两种情绪交缠后的产物：感激和痛心。

　　回忆求学的经历，王梓坤提到一位名叫高克正的女老师。对于家贫的王梓坤，高老师给予了体贴的通融，每次王梓坤申请缓交学费时，她都会批准。倚仗这份宽容，王梓坤完成了初中三年的学业，顺利上了高中，进了大学。

　　上世纪80年代，十年动乱刚刚平息，王梓坤却发现，心目中最崇高的教师在有些地方仍被讥为“臭老九”。重回江西老家，他看到一副令人失望的图景：校舍破败不堪，教师收入低微，甚至无力养家糊口。时任北师大校长的他想要替教师发声：作为师范类高校的代表，他要向全社会呼吁尊师重教。

　　沿途酝酿，到了办公室，王梓坤抓起电话，打给了此前结识的《北京晚报》记者黄天祥。黄天祥之前也做过中学教师，听过王梓坤的陈述，二人一拍即合，聊得十分投机。第二天，一篇题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的稿件在《北京晚报》头版刊发。

　　自觉力量单薄，当年12月15日，王梓坤在北师大召开座谈会，请来陶大镛、启功、钟敬文、黄济等知名教授座谈，会上倡议每年9月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并将该月某一天设立为教师节。教授们一致拥护这一倡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书面建议。

　　王梓坤告诉笔者，关于教师节的具体时间，当时曾提出可定在二三月或八九月份。大家觉得，刚开学时，师生们昂扬向上，搞活动比较合适。2月仅是第二个学期的开始，9月起，是新的学年，最终定在了9月。

　　倡议仿佛是王梓坤日常生活中的短暂插曲，这些事完成后，他立刻扑回到教学和校务中去，“我就是个教师，能做的做了，决策就是相关部门的事了。”令他颇感意外的是，一个多月后，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就通过了决议，正式将每年9月10日定为“教师节”。他将之归为集体意愿的结晶：中央领导普遍重视教育，大众关注祖国的未来，教师节才能迅速设立，自己这个倡议者只是顺应了大势。

　　王梓坤在校园里度过了几十次教师节，一个场景让他至今记忆犹新：首个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上，四名男生各自举起一个方块字，拼成“教师万岁”。

　　2

　　深耕专业 滋养几代概率论学人

　　王梓坤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学术带头人之一。数学理论方面，他主攻一类随机过程——马尔可夫过程。上世纪后半叶，他在南开大学和北师大带领团队奋战，使我国在该领域达到国际水平。数学应用方面，他提出地震随机迁移的统计预报方法和供舰艇导航的数学方法，受到权威人士高度评价。

　　王梓坤坦言，选择数学作为大学专业，不仅是由于爱好，还有对毕业后求职的考虑。他对国文、数学、外语都比较感兴趣，但国文和外语可通过自学提高，只有数学，如果没有老师讲只靠自学，基本不可能。相比而言，“学数学更保险，饭碗总是有的。”

　　从武汉大学毕业两年后，王梓坤被选送苏联留学。临行前要确定方向，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关肇直研究员建议他，选择国内比较薄弱的分支概率论。在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当研究生期间，苏联导师订立了详尽的学习计划，王梓坤必读的书单上出现了块硬骨头——杜布的《随机过程》。连苏联人都承认，此书极其难懂，王梓坤却一口口啃了下来。在书的扉页，他写下“精诚所注，石烂海枯”八个字，用以自勉。

　　出国前，王梓坤是活跃的文体积极分子，游泳、打球、下棋、拉琴，样样都成。留苏期间，为了早日学成，他把作息时间表排得密不透风，这些娱乐被一一断绝。终于，他在1958年获得苏联的副博士学位。

　　在近乎修行的研读中，王梓坤品咂出了概率论的甜味。日后，他用这段苦尽甘来的经历指点学生：人生总要搏几回，拼搏、钻进去、产生兴趣、再拼搏钻进去，自然会形成学术攻关的良性循环。

　　王梓坤在1965年出版了《随机过程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随机过程理论的著作，与《概率论基础及其应用》《生灭过程与马尔可夫链》一起被誉为概率论的三部曲，众多高校将它们用作大学教材，滋养了几代概率论学人。

　　作为老师，王梓坤培养出了40名硕士、20名博士。

　　回忆当年领受的教诲，博士生罗首军都记得，每次去见王老师，他都走到办公室门口来迎接；交谈时更是语气关切，不但了解学生的学习，还了解学生的生活。“在老师身边，感受到的永远是一种平和、上进的气场。”

　　尽管九旬高龄，王梓坤还在注视着后辈们的进度。他在北师大的三位学生已是博士生导师，每周二下午三点半至五点半，他们指导的二十几位研究生集中在北师大后主楼1120教室召开讨论会。虽然步伐已经缓慢，王梓坤仍雷打不动，每次都准时到场，微笑地坐在第一排中间，打开书本，聚精会神地听着学生们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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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元月薪 尝鲜优秀人才拿高薪

　　基础科学因其艰深晦涩，除了获得世界级奖项的荣耀瞬间，研究者的名字很少“出圈”，数学家王梓坤却在1993年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目标。

　　这一年，王梓坤被汕头大学聘请担任数学系教授，高达万元的月薪让此事轰动一时。赞同叫好者有之，非议批评者亦有之。王梓坤不回避谈起这个众说纷纭的举动，他告诉笔者，那时虽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工资也只有300多元。薪资不是王梓坤南下的主要原因，他有更深远的考虑，希望应约能起到引领作用，“我相信自己开了头后，慢慢地政府总会对知识分子比较重视，待遇会逐渐改善，总要有人走第一步，走一步就有风险，我是无所谓了，我觉得这是对的，应该迈出这一步。”

　　“王梓坤效应”轰动一时，“优秀人才拿高薪”的呼声渐成主流，诸多学界闻人纷纷接受了汕大邀请。雄厚的师资如巨灵之掌，将汕大加速推入了发展黄金期。王梓坤受聘后，该校数学系应用数学学科被授予了硕士学位点，学术水平在他的带动下提高很快，不久后汕头大学建立了首个博士点。

　　如今，高校和科研院所以优厚条件吸纳名师的做法早已常态化。王梓坤认为，在学科建设上，人才的流动必不可少，礼聘是尊重知识的体现，能形成号召、凝聚斗志，提高学校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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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横史料 陋室里写出畅销经典

　　王梓坤的许多作品都经历多次再版印刷，读者覆盖面最广的一本是《科学发现纵横谈》，由不同的出版社先后推出19种版本。

　　这本小册子文字清新、笔调流畅, 初版仅十万字出头却多次获得殊荣：1980年取得“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作品奖”，1981年入选首届全国中学生“我所喜欢的十本书”，1995年至1996年入选中宣部、国家教委、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团中央联合推荐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图书，2009年入选中国文库（第四辑）·新中国60周年特辑……他也因此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新中国成立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称号。

　　王梓坤将《科学发现纵横谈》的风行归因于机遇：1977年，《纵横谈》开始在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连载。那时学报上充斥的全是路线斗争的八股文章，《纵横谈》讲科学发现，内容活泼，用语通俗，勾起了读者们的新鲜劲儿。

　　《科普时报》总编辑尹传红在求知若渴又有些迷茫的初中时代，接触到了《科学发现纵横谈》。在他看来，这本书不仅让科研人员读了大有裨益，也能给大中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构建起合理的知识和智能结构。

　　王梓坤自幼嗜书，长大后回村里探亲，老人们能绘声绘色地讲起他车水、放牛时读书入迷的童年轶事。因为家境窘迫，他只能常常借书来抄，久而久之，形成了看到奇思妙想、佳词丽句便笔录下来的习惯，攒了一厚摞。“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无事可做，他不愿闲下来，开始写作《科学发现纵横谈》。

　　王梓坤当时住在一间朝北的屋子里，九平方米是他全部的活动区，光线差到白天都要点灯。因为没暖气，每到冬天，杯子里的水凝成冰块，一觉醒来，会发现被子覆了层霜。他告诉笔者，他读过邓拓的《燕山夜话》，被作者的渊博知识所震撼，想到“自己也可写点什么”，于是“虽手指冻烂而三易其稿。”

　　《科学发现纵横谈》连载三期，读者的来信成千上万，王梓坤几乎每信必应，一天回复十几封。还有人寄来了各色礼物，以示慰问。像人参这样的贵重补品，王梓坤不敢收，全都原路返还。酒虽然留下了，但也会按市价寄钱回去。王梓坤说：“《纵横谈》也许是突出重围的第一本书，给人们带来了快感，这关系到十年历史，关系到一段从思想禁锢到思想解放的历史，它反映了人们解锢后的新奇和喜悦。”

　　《科学发现纵横谈》中，王梓坤以古今中外的名人事迹当作论据，将德、识、才、学四方面列为成功者的四个条件。其中，“德”指道德，“识”指见识，“才”是才能，“学”是学问。在王梓坤看来，学问渊博但少才识的人，提不出创见，只会终生碌碌。

　　在理工和文史如同平行线的时代，王梓坤前瞻性地寄语学数理化的青年，向他们建议，要做“有识”之人，要有识，就必须学习文史哲：文章写得好，能起到宣传作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史书提供了前车之鉴，可以让人在浪潮中免于上当受骗；哲学富有启发性，能协助建立起整体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王梓坤认为，理工和文史在思维方式上可以互补。他鼓励文理相互渗透，青年学子们既要深耕某一学科，又要拓宽知识范围。他的这些见解在那个长期遭受禁锢的年代无异于是一簇火花，即使放在推广“通才教育”的今天，依然不落窠臼。

　　其实，他本人就是文理兼修的践行者。《科学发现纵横谈》出版后，许多编辑找王梓坤约稿，他们有人猜他本职学文，有人猜他专业治史，却完全没想到，这位出入史料、旁征博引的作者居然是个做数学前沿研究的理科男。

　　1996年，该书在《科技日报》上再次全文连载，编辑在前言中说：今天许许多多活跃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的朋友，都受过它的启发，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受到这些文章中阐发的思想指引，决定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伟大的科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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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治校 呼唤大学精神

　　1989年5月11日，王梓坤卸任北师大校长，与新校长交接。

　　五年掌舵，北师大面貌一新：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师资培训中心、中加语言培训中心先后成立，与国外50所大学有协议交流，共完成91580平方米基建……

　　卸任之际，王梓坤形容内心的轻松：像长距离的接力赛跑，完成了其中的一段。

　　王梓坤在南开大学长期执教，1984年，一纸任命书把“书生”突然拉上北师大校长席，他虽感荣幸，也意识到了责任的重大。“朝受命夕饮冰。”王梓坤用《庄子》中的一句话概括了赴京前的感受，但他立刻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秉公办事，争取理解与支持。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说过“我不过是一名交通警察，把每个人引导到适当的岗位上”，王梓坤认为，校长的职责和交通警察很类似——协调各方。一到学校，王梓坤便听到了一桩旧闻，说是国家要重点投资办好10所大学，其中包括北师大，但左等右等，不少学校的拨款都到了，北师大的拨款却迟迟不见。

　　王梓坤急了，找各个机构“追债”，七催八催，终于激起了几圈涟漪：两位高级领导请知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关心师范大学，霍英东慷慨资助了500万美元。那笔迟迟未到的国家经费也有了回音：每年给一部分，分期付款。后来，邵逸夫先生也解囊相助，提供了1000万港币，图书馆、化学楼、英东教育楼相继拔地而起。“钱财是办学的必要条件，一校之长筹资建校，是公义之事，必须陈明困难、善于求助，为学子们创造所需的物质条件。”

　　王梓坤认为，大学浓缩了教育的精神，他仰望过苏联时期就读的莫斯科大学，那里大师云集，墙壁上到处都是学术讲座的海报，师生上紧发条，争分夺秒地奔跑在学术道路上。

　　北师大具备双重属性，师范性和学术性的争论久不止歇。王梓坤不站队，他的观点是两者不可偏废，科研上要力争上游，教学也必须保证质量。对于任一方面取得成就的教师，他都会给予奖励，发奖金、分房子。他还特意颁布了一项新规定：任何行政部门找教授开会，必须在下午4点以后，而且不能占用过多的时间。他排除干扰，使业务骨干们潜心学术。他本人更是率先示范，不仅全年无休，还把每天分成四个工作单元：早晨、上午、下午、晚上，不论平日和假期。

　　退休后，王梓坤常骑着一辆24型号的旧自行车，去北师大附近书店淘书，每逢有学生和老师打招呼，他一定会下车还礼。人们也习惯称他“咱们的老校长”。

　　如今，这位前校长还在关心着我国高等学府的教育建设。他认为，评价一所学校决定性的标准是毕业生对国家、人类进步的贡献。科学基金和职称提升，都是必要的，但事情做过头就有很大的危害。为了获奖，必须制造大量的论文，赶时间发表，这样就必然忽视质量，甚至滋长剽窃、走后门、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要谨防功利主义，它不仅摧毁学术，而且会腐蚀心灵。

　　他说，我们要像爱惜眼睛一样，保护学校的声誉，大学是一座文明的圣殿，只可供奉真理。（崔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