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凡章在检查一株准备用于制作标本的植物。本报记者周勉摄

　　“以前我是头老虎,现在我是只病猫”。只有了解杜凡章的人,才知道这句话背后有多大的心理落差。

　　地处常德市石门县的壶瓶山曾是“湖南屋脊”,这片原生之地被誉为“植物王国”“欧亚大陆同纬度带物种谱系最完整宝地”。土著农民老杜,用了30多年时间,在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建了一座囊括山中所有植物的标本馆。

　　对于壶瓶山的了解,没人比得过他。1987年2月28日,曾经在林场上班的杜凡章,因为踏实可靠,被推荐到壶瓶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护林员工作。因为热爱和熟悉植物,渐渐地,杜凡章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植物标本制作上,并开始为建设标本馆奉献自己的全部。

　　2017年底,70岁的老杜退休了。上万个在山中跋山涉水采标本、风餐露宿搞科研的日夜戛然而止。像是被时间猛拽了一把,老杜不得不倒跌进在他看来寡淡无味的日常生活里。

　　“我去村里串门儿,那些老头跟我聊种田养猪,我没兴趣,就跟他们扯植物的事,对方听不懂,我又郁闷。”在老屋的院坝里,老杜看了一眼院角那片种满白丝茅、虎杖、金光橘和薄荷的花圃,跟记者吐槽,“太小,摆弄久了也没意思。”只好安慰自己,退休了至少可以多陪陪家人。

　　“以前堂客说我是野人,10个春节有8个不在家。我说这没办法,局里很多同志都比我年轻,又是外地人,我不值班谁值班?女儿还算支持我,但有时候也受不了,就生闷气。”

　　最近,老杜每天都去新房工地转转,打算“为家里的大事儿上点心”。可带记者去参观时却又“露了馅儿”。他径直走进一个房间,在窗台前抬起双手,一边比画,一边笑嘻嘻地说:“我准备在这里放张书桌,到时候可以天天看书。”

　　“只要是植物相关的,我都看。我给你说,30年要是没看到一亿个字,就不叫看书!我做的笔记都有几百万字了。等房子修好了,我就坐在这里慢慢整理。”好像是找到了开瓶器打开一瓶酒咕噜噜喝起来似的,老杜亢奋地说着。

　　电话响了,是徒弟陈振法又有问题请教,这样的场景在退休的一年多时间里出现了30多次。不到5分钟,耐心、急躁、严厉、和蔼的表情在老杜脸上全过了一遍。说完电话,记者提议去标本馆看看,他嘀咕了两句,说:“走!”

　　车子在山间绕了无数个弯,穿过两个人工开凿的隧道,40分钟后到达管理局。下车后的老杜把手背在身后,眼睛望着办公楼二楼的一排房间,快步走了上去。

　　“杜伯好!杜伯好!”老杜前脚踏进标本制作室,几个年轻人后脚就跟了进来。两年前,当记者第一次见到老杜时,局里的年轻人就曾说过,“把这里所有人加起来,都不是杜伯的对手”。现在老杜退休了,难得见到一次本人的新人们自然不愿错过机会。

　　“有花有果的必须各采一份,雌雄一株的必须三份——雌花、雄花、雌果。”给大家仔细讲解、亲手示范之后,老杜和陈振法一起来到走廊尽头的标本馆。3080种、228科、数万份植物标本,全部由老杜采回,或亲手或经手制作而成。同一种植物,不同花期果期、不同海拔环境都有。因为极具科研价值,标本馆被中科院列入“中国植物标本馆索引”,每年吸引着数十个国内外科研团队到壶瓶山开展实地研究。

　　“找不到路,喊老杜”。过去,每个团队必点名要老杜当向导。他对壶瓶山令人惊讶的熟悉有两点体现得最明显:一是“指哪打哪”,不管找什么植物,只要山里有,他能脱口而出精确位置,从未失误。二是“问一答三”,不仅能准确告知每种植物的科属种,还能说出它的生长环境、是否有药性以及能治什么病。所以最权威的专家们,都尊称他为“杜教授”。

　　“有一回我们6个人在悬崖边的一条小路上采标本,一头羚羊受了惊,从我们头上蹦过去,蹬下来的石头把6个人的帽子全部打飞了。”老杜说。

　　年轻时的老杜其实是村里一名猎户,为了不让庄稼被破坏,也猎杀过不少野猪、黑熊。每每要专门进山打猎时,甚至事先还要“作法”,以求满载而归。后来因为勤奋、可靠,被推荐当护林员。刚到管理局那会儿,只负责进山团队的向导和安全工作。没多久,看着外来的专家对自己家乡的动植物如数家珍,自称“壶瓶山土著”的他感到“面子上有点过不去”,便拜各路专家为师,刻苦钻研。

　　“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他们锻炼了我的脚力、眼力和脑力。”老杜说,“第一个是中科院植物标本馆馆长李良千,1987年我第一次进山采标本,就是老李带的。整整3个月没下山,我的基本功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第二个是现在湖南省森林植物园的书记彭春良,他比我还小20多岁,但是植物辨识力相当厉害。”

　　“第三个是武汉的王诗云。尤其跟他学了很多高山植物的知识,后来我还帮他带了不少学生,当然这个是相互学习。”

　　“我从1990年开始养成记笔记的习惯。不记不行,光靠脑子装不下那么多东西。”老杜说,退休那天他把宿舍里的笔记本装进麻袋带回家,“差不多有30斤”。

　　陈振法通过柜门上的索引才找到的标本,还是在老杜记忆里的位置上。半个小时过去,因为房间里熏得人睁不开眼的浓稠的樟脑味,记者出来透了好几次气,老杜却始终如痴如醉。“这些都是壶瓶山的宝贝。你看这份散血丹,茄科植物,只在山里一条路边找到一蔸,万一发个泥石流,它就在壶瓶山绝迹了。”

　　来到隔壁的阅览室,老杜取出《中国高等植物》其中一本拿在手上不停摩挲,这套将近8000页的图书曾经是老杜每天的睡前读物。在他的理念里,保护生态,不光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体现在小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值得善待。

　　采访结束时,记者打算用车送老杜回家未果。大家围在他身边,都想让“杜伯”能在局里小住两天。因为制作标本长期接触福尔马林、砒霜和氯化汞,老杜如今的身体状况并不算好。他卷起衣袖和裤管回应大家的关心,大片紫红的斑疮实在太过扎眼。说起病情,无奈的语气里又让人隐隐感受到一丝骄傲。

　　他一定认为,那是壶瓶山授予自己的勋章。

　　（本报记者 周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