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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

2019-10-15 09:19:52

  朱永新

  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在不远的未来,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会消失,变成学习中心,没有统一教材,没有了固定年级和班级制,也没有上学、放学时间限制,学生没有寒暑假;上学没有固定的教室,学校的课程是社会供给,老师来自全社会;只要修够课程品类要求、学分修够,就可以毕业获得国家颁发的文凭;

  学校不再垄断课程学习和考试,变成了教育服务机构和数据中心;课程是政府教育部门招标、全社会竞争中标的;学英语可以选择新东方,学数学可以到学而思上课;教师变成了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者和学习过程的陪伴者,职业规划师或者人生导师。”

  以上这些教育变革,是朱永新新书《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中描述的场景。这本关于未来教育趋势的新书,是朱永新几十年从事教育研究的成果,也是他这些年考察了全球教育变革趋势后,对未来教育的预言和畅想。

  研究了一辈子教育,对目前的义务教育和基层教育,朱永新直陈:“目前的义务教育对学生的要求太高,学生学习的心理负担重、记忆负担重、作业负担重,极少数学生成功,大部分学生都是失败者,没有成就感。应该把学习标准降下来,让人们学那些对他真正有用的课程,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应该更注重生存需要,注重个人发展的基本要求。

  “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成为人,让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把每个人的个性、潜能充分挖掘出来。我们的教育,应该以人为中心,不应该以应试为中心。最早西方义务教育制度的出现,就是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所以强调的是效率、强调的是规模,要用最少的投入去实现教育规模的最大化,并不重视个性发展。这样的教育不是把人作为人在培养。”

  《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一书上市不到一个星期,第一版印刷的一万本一抢而光。开新书发布会的时候,出版社找不到样书,满北京城去小书店里搜罗了几本。

  提到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朱永新说:“100年前,杜威就写过一本书《明日之学校》。但是100年后的今天,学校依然是杜威时代的那个样子。我们按时、按点上课,学同样的课程,学习方式还是班级授课制。如果这些都没有改变,就不可能到达我们理想的教育境界。

  “因此我在思考,未来学校形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学生要学什么、未来教师从哪里来等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全面梳理当下的教育体系,我觉得,这些元素都要改革。就像重构我们的商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一样,未来的学校教育体系必须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比如,以后学生不是只在一所学校学习,而是在不同的学习中心学习。学校变了、班级变了,学生自己组成学习小组,进行互助式学习、伙伴式学习和探索。学习的课程和内容变了,未来的教师也变了,是‘能者为师’的时代。

  “所以,未来是课程为王,而不是文凭为王。教育机构不再由学校垄断,而变成了开放的全社会参与的教育,学习不再是应付考试,变成一辈子的事情,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教育。这是我对未来教育的一个设想。”

  教育不仅要面对顶尖的学生

  更要关注和帮助普通的孩子

  问:“新教育”的口号很好——“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每一个孩子成为他自己,不觉得太“乌托邦”了吗?

  朱永新:这是我们“新教育”最重要的理念。这是一种提醒,不管老师还是学生,衡量你教育好不好,首先看老师孩子在你的校园里、在你课堂里幸福不幸福。如果他们都没有幸福感,都学得很无聊,很厌恶,就肯定不是个好学校,也不是好老师。

  好老师就是下了课学生还拼命想听你讲课,还没过瘾;好学校就是放了学,学生还不想回家。学习本来是世界上一件最快乐的事,“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有挑战性的事情。

  幸福完整就是最好的教育,而我们现在把教育变成了战场——就这几个英雄,其他的人都是“狗熊”。好的教育,你要让每个人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不一样,教育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每个人能成为真正的自己。教育不仅仅要面对那些顶尖的学生,更要关注和帮助那些普普通通的孩子,让他们眼里有光,让他们也能够享受教育的过程。

  很多人跟我说:朱老师,你的未来教育,这是个乌托邦,不可能实现。我不这样认为。“新教育实验”已经做了20年,有自己的报纸杂志、研究机构、基金会等,未来也准备办自己的学校,身体力行在做这个事情。

  “新教育实验”从一所学校发展到今天的五千多所学校,说明它是有生命力的。大家就是认同“新教育”的理念,自动聚拢过来的。因为“新教育”是民间的教育改革,没有强制的命令,而是大家认同了这个教育理念,认同了然后参与进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站在改革的大门口了。十年以前,你会想到买东西不到商店吗?买东西、坐车出门不用现金吗?五年以前,你会想到存取款不到银行吗?我们现在全做到了。而且全社会对教育变革普及性的需求,远远超出了对于商业和金融的期待。我们过去认为坚不可摧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旦开始变化了以后,就土崩瓦解。所以“新教育实验”、未来教育的梦想在中国的实现,也许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中国靠什么去领航世界,只能是教育。

  问:从“新教育”到“未来学校”,这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朱永新:未来学校的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全世界的教育研究者都在关注。只是,可能像我这样全面系统对未来学校进行理论构建、提出全套方案的人还不多。其他学者更多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谈未来学校的变革。

  其实,未来学校就是未来教育的一个探索路径。比如说未来孩子到底要学什么,整个课程体系的重造,这个变化还没实现。所以每一门课程,“新教育”都成立了一个研究所——生命教育,成立了一个新生命教育所;人文教育成立了一个新人文教育研究所;科学教育成立了一个新科学教育研究所。每个研究所,我都请中国最顶尖的专家,来帮我一起来研究,这个课程怎么变革。

  我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因为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关键。课程的卓越性,决定了生命的卓越性。课程的丰富性,决定了生命的丰富性。

  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而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地方

  问:您为我们描述的这个“理想国”,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朱永新:我说的学习中心,现在完全可以做。

  一方面,中国已经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学校。但同时,还是有不少人“用脚投票”,选择到国外去学习。另外还有几十万人在国内的国际学校和民办学校上学,据我所知这样的学校在北京就有上百所。

  我们为什么不能创造更符合现代教育精神、更符合未来学校理念的学习中心呢?为什么不能把好的资源进行整合、改造现在的学校呢?让它更有特色、让它更有品牌、更有竞争力,同时让教育更有弹性,没必要把学生绑得那么紧、绑得那么死。

  很多人听了我的设想,觉得实际操作中不可能实现。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未来就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地方。我相信未来教育正悄悄地向我们走来,靠我们大家一起去创造它,把“理想国”变成现实。

  这个未来,究竟是5年、10年还是15年,目前不能确定。因为通往未来的教育趋势,不会像社会革命一样,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相反,它如雨润物,无声生长。

  问:现在许多国家都开始到中国抢生源了,以前是硕士、博士,现在是本科,甚至是高中生了。

  朱永新:日本政府拿出大概130个亿,做了一个面向亚洲的人才计划,就是招收亚洲的中学生,到日本去读书。

  我前两天写了一篇文章,提出现在我们的人才政策是可改进的,不要觉得人才政策就等同是留学生政策。美国有个人才青苗计划,引进人才是两个途径:一个是那些著名的科学家,它去挖人到美国,给他最好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留学生计划,找全世界最好的学生到美国上学。中国每年有很多一流的学生到美国留学,出去的都是各个学校最牛的学生,包括北大清华。

  问:您有具体的建议吗?

  朱永新:我提出来,拿出高额的奖学金,吸引中国最好的学生到中国的大学来读书。要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来吸引这些人,特别是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学科,就直接让他进来,本硕博连读,让他从事科学研究,然后给足额的奖学金,把这些人留在中国发展。同时把这个政策对全世界开放,吸引全世界最好的老师和最好的高中生到中国来读书。杰出、优秀的学生,我给你陪读计划,你父母来了我也给你钱。这才是占领制高点。

  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去,要交学费,还自己去租房子。中国可以尝试都不要,只要承诺在中国工作五到十年,全部免费,给你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你采取这样的办法,去把最好的人才吸引过来。

  第二,就是用大科学计划。欧洲的宇航计划,就是吸引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几百个科学家参与。华为就是个典型例子,华为已经是全球人才为我所用。所以中国的人才政策,需要重新构造。

  “新教育实验”是民间公益机构

  一直都靠品质吸引、口碑传播

  问:您做了20年的“新教育实验”,以您这样的身份,都做得这么难,难在哪里呢?

  朱永新:准确地说,“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教育探索,和我本职工作的身份无关。我也特别注意在推动“新教育实验”中区分两者。

  其实,教育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大事,在推动进行改变中,遇到阻力是正常的。以我的经验,当下所有的教育改革之难,主要集中在两个大的方面:

  一是我们学校规定课程太满,规定动作太多,实验与改革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现在,你要在教育中抢时间,是最难的。你有再好的课程,再好的资源,时间全满了,自然就排不进去了。

  拿“新教育实验”来说,比如我们的生命教育课,我们研发了好多年,课程体系都完成了,教材什么的都印好了,但现在公办学校里,课程基本上把学生时间空间全部填满了,你要想新开什么课程,几乎不可能。

  所以,如果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做减法,就没办法做加法,很多好东西就很难实施。北京一些中学现在就允许学生在校内自主选课,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特长,有的课程不上也可以。这样才有时间,来上未来教育的课程了。

  像《“新教育”晨诵》,我们提出,每天早上在教室里用一首诗歌启动开始一天的学习,“让生命放歌”。因为这个课程需要的时间比较少,从5分钟到20分钟都可以,于是这个时间容易排进去,这个课程就落实得比较好。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校长、局长变动太多太快。每个校长和局长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张。任何教育都是慢工夫,尤其进行教育探索,就更加需要细心和耐心。过三五年,就换校长或者局长,就会换一个思路,换一套主张。这样一来,任何教育探索都是难以为继的。

  问:“新教育实验”有五千多所学校,一百五十多家地方教育局加盟,您靠什么说服他们呢?

  朱永新:完全是自愿加入的。“新教育实验”一直都是依靠自己的品质吸引,靠口碑传播。

  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参加我们“新教育”体系的学校,考试成绩基本上都是当地最好的。因为“新教育”是根据教育规律办学的,有海量的阅读。我们的教育把阅读时间还给学生,学生的成长反而是最快的。

  像湖北随县“新教育实验”区,一个属于随州市管辖的农村县,参加随州大市的学科统一测试,语数外、物理、化学,所有的学科考试,初中前十名里的学校,2016年我们学校拿7个,2017年前十名,我们拿8个;2018年,我们又拿7个,我们23所初中,全部进入他们前27名学校排名里。也就是说,学校的平均水平和实力也是最好的,发展很均衡。

  教育是可以改革的不是一成不变 谁说基础教育就一定要学现在的课程

  问:在这20年里,您的教育体系建设有变化吗?

  朱永新:当然有变化,不断地丰富完善。如我们的“新教育”行动,从最初的“五大行动”发展成现在的“十大行动”。我们的课程体系中,最初提出的公民教育,现在变成大德育。因为培养公民不能靠一门课程,事实上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课程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公民。我们“新教育”在大德育课程里,包含了西方狭义的公民课程里边的一些内容,就是你作为一个经济公民、社会公民,你怎么在社会上去扮演你的角色,怎么去培养你的领导力,这里面都有的。

  然后就是人生观、价值观问题,这才是德育课的核心。

  特别是在教师这一块,我们也有体系,帮助教师成长。最近美国休斯敦教育局的一个博士做了个研究,他对部分“新教育实验”学校的老师和非“新教育”的老师进行了对比研究,用了四个变量指数:一个变量是学历,老师是什么学历,从中师生到博士生,不同的学历;第二个变量是年龄,你是60岁了,还是刚刚工作20多岁,不同的工作经历;第三个就是区域,你在哪里工作,是在上海北京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或者在乡村,不同的地区;第四个就是“新教育”,你有没有做“新教育”。

  最后的研究结果发现,对教师影响最大的变量,不是学历,也不是年龄,也不是城市,而是“新教育”。这个结果让我非常开心。今年年初,这个报告在加拿大举行的美国教育学会年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受到关注。

  问:苏州大学那边,我看您还挂着博导和教授,还带学生吗?

  朱永新:每年招一个学生,我自己带。因为我要为我的“新教育”培养人才,否则没有研究人员。

  采写/腾云

来源:北京青年报
编辑: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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