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不朽的星辰——路遥诞辰70周年纪念会

　　时间：2019年10月30日9时30分

　　地点：北京出版集团六层会议室

　　主持：韩敬群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主办：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北京出版集团、十月文艺出版社

　　只要没有倒下就继续

　　曲仲（北京出版集团总经理）：路遥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学习和成长道路坎坷，然而他一直没有放弃奋斗。不仅为了个人的命运奋斗，他还一直饱含激情和爱地关注养育他的土地和土地上那些朴实自尊的人们，体验和思考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

　　1980年路遥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引起很大反响，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轰动全国。

　　此时的路遥已经名满天下，然而鲜花和雪花般的读者来信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反而让他反思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结论是他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他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加充实。作家的劳动绝不仅为了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刻的交代，因此才有《平凡的世界》这部百万字的鸿篇巨制。

　　《平凡的世界》出版后，1991年荣获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从2009年年初开始在北京出版集团的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到今天为止销量逐年递增，年销量超过300万册，它是三卷本，相当于100万套，总销量超过1800万册。

　　申沛昌（延安大学原校长）：今天我和厚夫教授作为路遥母校延安大学的代表，作为路遥的校友，专程从延安来到北京参加这次活动。

　　路遥是延安大学杰出校友，1973年进校，是文学院的学生。从进入延大到他去世以及他身后的一些重大活动，我是亲身经历的见证人。学校三年，我们虽然是师生关系，但精神上一直是朋友。

　　众所周知，路遥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对他的人生做了规划，在40岁以前要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他后来创作的《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分为三部六卷100万字，时间跨度从1975年至1985年。他抱着义无反顾、“是刀山也要过去”的决心进入作品创作，历经三年才于1988年5月25日最后完成这部100万字的鸿篇巨制。

　　凡是读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人，都应该知道路遥在创作中特别简单而又平静的世界。不要忘记当时他才30多岁，付出的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和达到的。他回忆那个时候写作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常常忘记吃饭，不完成今日的字数就不上床休息。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晚上还要阅读托尔斯泰50多万字的作品，寻找精神问题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

　　他鼓励自己只要没有倒下就继续做。这部书写完，他把笔扔出去，照了照镜子，看着疲惫的脸，两鬓有那么多白发，整个脸庞像老人而且憔悴不堪，他看见自己泪流满面。即使这样，路遥还是无怨无悔地说，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为选定的目标而献身是永远不悔的。

　　写到看见写字台都害怕的程度

　　郑文华（路遥摄影师）：我在这里只是给大家介绍我所知道的路遥的一些琐碎事情，供在座的专家们去研究、去探讨。

　　第一，路遥过继到他伯父那里才解决了读书问题。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孩子面临的都先是吃穿问题，后来才解决读书问题。路遥第一要感激他的伯父伯母，没有让他去放羊种地，而是让他去读书。他如果在亲生父母家里，别说上学，吃饭都成问题。

　　那个时代上学的学生都是吃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学生，考上中学的，不管你是城市还是农村户口，都迁到学校，都吃商品粮，都发粮票。大概六十年代以后变了，国家困难。城市的学生有粮票，吃食堂有饭票；农村的孩子都从家里背馒头过来，吃五天半，吃到礼拜六中午，下午就回家了。礼拜天回来再背下个礼拜的。尤其到星期三、星期四，馒头开始馊了，同学们都把馒头掰成一半放在窗口吹着，到星期四、星期五都在宿舍窗口晾着。

　　第二，对路遥影响最大的是北京知青。这些从中国心脏出来的学生，什么都知道，北京的消息、国际的消息，让路遥开了眼界。北京知青给路遥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世外风光。北京知青给他带来人生第一块水果糖，路遥开始都舍不得吃，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糖，还有北京的果脯。

　　第三，申沛昌校长把路遥招到延安大学，路遥在这所大学读了很多书，读了很多世界名著。

　　第四，上世纪七十年代路遥到了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室，在这期间遇见大作家杜鹏程，后来还有白描老师。跟他们在一起，受到熏陶，奠定了路遥的文学创作路径。

　　路遥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很有信心，自己很相信自己的作品，这一点很重要。1987年我跟路遥一起讲文学课的时候，那时候是在俱乐部，有人向路遥提出很直接的问题：“路老师，你的小说《人生》以及电影，你觉得哪个好？”路遥说：“当然小说好了。小说作家描写得很到位，电影有时候达不到小说的描写。”

　　路遥写完《平凡的世界》之后是《早晨从中午开始》。写《早晨从中午开始》时路遥处于最佳文学创作阶段，《早晨从中午开始》就像清水从泉里流出来那么美，是流淌出来的，不像他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路遥曾经对我说过：“文华，你看我在院子里转。我看到我的门口、看到写字台都害怕，我都不想往那儿走。为啥？感觉就像猪要被杀掉一样，往写字台走就那么困难。但是我坐下来就好了，写开就好了。”

　　路遥最喜欢的音乐是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田园》，后来特别喜欢小提琴曲《梁祝》，他每次出发到外地怀里都揣着一盘磁带听。后来别人问我路遥的特点是什么，我回答路遥最喜欢抽的烟是云烟，云烟当时是最贵的，他一天要抽三盒，他每月的工资抽烟都不够。最爱看的是足球，高水平的足球；最爱干的事就是写作和创作；最喜欢吃的是羊肉擦擦和米汤蒸馍。

　　要超越自我和超越一切的孤独感

　　张艳茜（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我198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白描老师把我招进联合杂志社做编辑，让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与辉煌的文学时代相遇，也与作家路遥相遇。这是我人生当中非常幸运的事情。

　　我曾经跟郑文华老师、路遥同住在那个小四合院。只有郑文华老师的房间朝阳一些。路遥的工作室在东边，不朝阳，也挺阴的。院子里只有那么一块阳光照射到的地方，摆着一把破藤椅。每天看见路遥一个人坐在那里晒太阳，早晨从中午开始，开始吃他的早午饭，左手一个大馒头，右手一根葱或者一根黄瓜。晒完太阳进入他的工作室。多年以后想起来还是那个场景。突然间那个人不见了，那把破藤椅还在。

　　1985年7月，我进到省作协院子里。从我住宿到编辑部的小四合院也就一二百米，他在篮球场改的花园小道上哼着俄罗斯歌曲的时候，我来回来去不敢跟他说话。他在我眼里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当然是我的领导，后来他是省作协的副主席；也是我的编辑前辈，更是我的文学导师。

　　而且也可以说是邻家大哥。他对我女儿非常好，他是宠孩子宠上天的父亲，对院子里很多孩子也都非常爱，而且把我女儿淘淘训练得有了固定动作，一见到之后我女儿就说“咬伯伯”，亲完左胳膊亲右胳膊。

　　但我也难忘我们谈起林达（编者注：路遥妻子）的创作时，路遥语气当中那种不屑；看到林达拿着重东西往楼上搬的时候，路遥走到跟前那种漠然的状态。路遥去世之后林达遭受的很多不公，我觉得有点太过了。不管他们俩婚姻谁对谁错，我觉得是时代造成的错误。林达确实很辛苦，那种辛苦我们在同一个院子里看得到。

　　西安到延安的火车开通之后，1992年8月6日早上，他背着军用大背包，从院子里走过去赶火车。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站立着的路遥的身影。我问“路遥老师你去哪里？”他说“我回家”。

　　再见到他是在病房里。那时候西安很少有花店，我费好多劲买了一束鲜花。其他人送的都是陕北特产，我送的是鲜花。我去看他的时候，眼前的路遥完全是脱相的，虎背熊腰成了瘦骨嶙峋，人瘦了以后关节突出地大。我写《路遥传》是从7号病房开始写起的，那个情景太震动我了。

　　我觉得他是孤独的，是因为要超越自我和超越一切的孤独感，还有写作本身带来的孤独感。他是坚强的，但他又是脆弱的。他对疾病的回避，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当初认识贾平凹的时候，贾平凹一直说自己身体不好。到了路遥，他一直回避他的疾病。我在写的过程当中也是对这个问题画了问号，为什么他会隐瞒疾病？

　　这就是我们说的路遥，他是坚强的、孤独的，也是脆弱的。这就是血肉之躯的路遥，他是坦荡的也是神秘的，他身上有许多谜。一个坦荡的加一个神秘、城府很深的路遥，这才构成文学路遥的主调和副调的相融。

　　不要把路遥理解得太狭隘了

　　白描（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著名作家、评论家）：我们现在评价路遥，不要把路遥理解得太狭隘了。我们从官方到整个评论界或者读者当中，更多强调的是路遥能吃苦，在苦难当中、在逆境当中勇于奋斗，对年轻人有什么励志作用，过多地局限在励志上。他的作品绝不只是这些东西。

　　路遥是一个复杂性的人。我最早看到张艳茜写的《路遥传》，因为张艳茜动笔很早，她也最有资格，有大量的天天面对面的接触，也有大量的资料可以写路遥。她写完之后我觉得写得非常棒。后来又看到厚夫写的《路遥传》，都非常好。但要是说起来，至今读到的所有写路遥的文章里面，我有不满意的地方，对于路遥这个典型，对他的复杂性，远远不够。

　　路遥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复杂体，他的自尊与自卑那么鲜明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他的强韧与脆弱那么复杂地交织在一块，他的狂放与拘谨，他的自爱与自惭，他的博大与狭隘，他的仁爱与冷酷，他的无私和他的自私，等等这一切在个体身上非常复杂地显现。

　　我说他是“摔跤的作家”。他原来是延川县摔跤冠军，他一辈子跟人摔跤。摔跤过程中有红方有黑方，他既扮演红方也扮演黑方，他既和社会搏斗，和别人搏斗，也和自身搏斗，最后把自己摔倒。这一切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考虑到好多好多因素，真实的路遥，现在读者在这种语境氛围里，能不能接受？

　　我们的关系很早。他在延安大学上学，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上学，1975年《延河》杂志招收工农兵编辑，实际上是培养青年作家的一个手段，青年作家到编辑部来实习。那时候有我、路遥，后来叶咏梅进入我们小说组。

　　那时候路遥刚和林达谈恋爱。路遥的女朋友是北京知青，我的女朋友也是北京知青。路遥说：“我这一辈子谁都可以对不起，但是绝对不能对不起林达。”林达不光是物质上支持他，他上大学的被都是她给他缝的；更主要在精神上，在他最绝望的时候支持他。

　　但是到工作以后，有一次他说，“我现在有一个大的行动，我要粉碎林达的事业心。”林达那时候工作忙顾不上家庭，有一次林达回来晚了，他冲过去说：“你知道我怎么来的？我坐出租车来找你的。远远在家里饿了，没人做饭。你回家不回家？”当时没有钱，坐出租车是了不得的事情，他坐出租车去找老婆。

　　这一切说不清。但是他有大爱，对土地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没有这些作为支撑是不行的。

　　他临死的时候，我1991年年初调到北京，1992年他得病，1992年11月17日去世，我11月1日专程从北京赶回去看路遥。到病房我们两个老兄弟见面了，我们两个手拉手，眼睛全是红的，泪就流下来。我们沉默了足足有一分多钟，两个人把眼泪擦擦，第一件事情他说他的女儿要到北京，“你把远远一定照顾好”。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一年生，一个院子长大的，我明白他觉得自己不行了，他是托孤了。我们聊了40分钟，他一会儿觉得自己能活下去，要把自己身体调整好，一会儿又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所以非常矛盾复杂。

　　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解读路遥的精神，怎么解读路遥的作品，这是以后很长时间里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路遥恒常性的经典价值

　　傅逸尘（著名评论家，解放军报文艺评论版主编）：我今天更愿意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分享我对于路遥的一些感想。

　　我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认认真真、完完整整地把《平凡的世界》和《人生》读了一遍。当时是特殊的情境，我在去野战部队训练的过程中受伤，躺在一张病床上，而且那个医院条件特别简陋，也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士官。那士官还是兽医士官，平时不是主要给人看病的。在那样一个病床上，我躺着读完了《平凡的世界》，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那种心灵的震撼和感动。

　　刚才听曲总介绍路遥作品销量如此之惊人，我想之所以这么惊人，恰恰因为有一个群体是路遥坚实的拥护者——高校里的学生。我也在想为什么路遥的小说能够穿越时代的变革，穿越时空的遮蔽，到现在还拥有这么多青年的读者？

　　这么多年以来，关于我们的文学，关于现实主义的书写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这种转折和跌宕起伏的变化——从特别紧密、同构、同步同向，到逐渐疏离，逐渐逆反。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转折过程中，路遥的写作，剔除掉当时时代历史背景不谈，里面还保留着恒常性的价值判断，比如说英雄，比如说梦想，比如说奋斗，比如说人生的原则、需要坚守一些东西，正是这样一些东西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在当下的青年读者当中，同样获得共鸣。

　　因为现在大的文学语境和文学生态发生了改变，同时代的青年作家的写作，已经不能给同时代的读者提供认识的功能和滋养的力量。所以青年读者还要返过头来从自己父辈作家的创作当中，从曾经的这些青年形象当中，去汲取人生的营养和历练，不得不说这样一种反差是特别值得我们当下反思和思考的。

　　我们作为80后、90后读者，从同辈人的写作当中获得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滋养、什么样的教益？当文学让渡或者放弃这样的认知功能、滋养功能的时候，恰恰需要文学重新来定位自己、反思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更加体现路遥恒常性的经典价值。

　　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日本导演北野武给过我非常大的震撼，他是从另外一个向度。我上大学时看他的电影《大逃杀》，我非常不理解，父辈怎么可以以这样残忍苛刻的方式强行要求子辈成长？而在路遥这里，他用另外一种爱的、包容的、坚忍的、正向引导的方式，所以才能在年轻人中获得如此的共鸣。恰恰是因为当下的年轻读者，从同代人的作品当中得不到这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要向路遥表达敬意。

　　（整理/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