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参与编写的新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成为几十年中全国高校中文系最流行的教材。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期间，面对商业化侵袭，他提出“以不变应万变”，不改系名，不扩招专业，为大学在商业大潮中如何坚守自己的责任树立了标杆。

　　在中国，20世纪后半叶读中文系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费振刚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大学期间，费振刚就与北大中文系的同学一起编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完整地从上古写到近代的《中国文学史》，因封面是红色的，当时俗称“红皮文学史”。不久，在“红皮文学史”基础上，专家们又编了一本黄皮的《中国文学史》。几年后，国家集中力量，再次对其充实、修改、提高，并于1963年出版，因封面是蓝色的，所以俗称“蓝皮文学史”。费振刚亲历了《中国文学史》由“红皮”到“黄皮”再到“蓝皮”的全部修订过程。“一史封皮三易色，此中甘苦费君探”，廖仲安先生的这句诗，形象地概括了费振刚与《中国文学史》的不解之缘。

　　几经修订的《中国文学史》，理论系统完整，学术根基深厚，文笔深入浅出，出版后在30多年里发行量逾百万册，哺育了几代学子，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全国高校中文系最流行的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曾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别奖。

　　费振刚与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四位老先生一起并列为“蓝皮文学史”的主编。当时，一些不相识人以为费振刚是与游、王、萧、季同辈的“老神仙”，有的在书信中甚至以“费老”相称。其实，他当时只有二十七八岁。周围的人知道后，就给他起了个“费老”的外号，一直叫到今天。

　　自1955年进入北大求学，费振刚便一头扎进古典文学的海洋，从《诗经》到汉赋，他在别人视为冷僻艰涩的研究领域一路摸索前行，尤其在汉赋研究中成果颇丰，成为国内汉赋研究的权威专家。

　　以“铺彩摛文”为特征的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最为流行的文体，成为有汉一代文学的代表，以至有“汉赋”的专名。然而，几千年来，赋类总集历来不多。对汉赋进行“总账式”丛集整理的，则数费振刚等辑校的《全汉赋》。该书收录汉赋83家，293篇，其中完篇或基本完整的约100篇。由于当时排版等条件所限，《全汉赋》中虽不无“鲁鱼亥豕”之处，但作为一个断代文体总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之后，费振刚与仇仲谦又合作推出更丰富的《全汉赋校注》，对汉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导其先路”。

　　费振刚身上有种“老派的严谨”。每年他的学生一入学，就被要求攻读《毛诗正义》。他说：“我们做古代的学问的，都先要从原始典籍入手。要研究《诗经》，就必须先读《毛诗正义》。不过这部书太大了，你们可能读不完，能读多少读多少，这样以后做学问的基础才能牢固。”

　　他教给学生们的从原始典籍入手的治学路子，虽然艰苦，短期内不容易出成果，却是做好学问的正道。他让学生们明白：学术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那种浮谈无根、靠卖弄华丽术语和辞藻以哗众取宠的轻薄路数，在学术上是走不远的。

　　费振刚“老派的严谨”，不仅表现在治学上，也体现在办学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费振刚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彼时，正值全国商业风气泛滥，学风浮躁之时，许多大学的中文系都纷纷改名，扩招文秘、旅游等“热门专业”，以增加收入。面对这种局面，费振刚提出“以不变应万变”，不改系名，不扩招专业，守卫学术传统正道，为大学在商业大潮冲击下如何坚守自己的责任树立了一个标杆。

　　2002年退休后，费振刚并不愿过安逸的老年生活。他与夫人离开北国，远赴西南的广西梧州学院，走上讲台，重操旧业。从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到一个普通的地方院校，环境的改变并未给他带来多少违和感。他跟学生们同住校园里，同在一个食堂用餐，并不时跟学生们谈心，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当下一些高校，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单纯的师生关系变得不健康甚至庸俗化，让人不免生出“师道不存”的感叹。不管外界环境如何，费振刚都始终待学生以宽厚温和，不管是在北大还是在梧州学院。梧州学院中文系有个学生叫黄寿恒，爱好诗词的他出版了一本诗词选，邀费振刚为其作序，费振刚欣然应允。小黄以“痴儿愿理雩坛草，再沐春风二十年”的诗句来表达对老师的谢意，而费振刚则以“但愿天从你我愿，同修杏林到永远”相和，一时间传为校园佳话。

　　从纯情少年，到华发满头，从求学到执教，费振刚在燕园度过了六十余载。他把自己回忆在北大求学和执教生涯的书取名“守望”。或许在他看来，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我们太需要守望了——守望一种价值观念，守望一种精神境界，还有那“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心态。

　　(作者：赵长征，系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