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砖一瓦搭起新闻史学科大厦

　　新闻记者一直扮演着社会守望者的角色。在方汉奇眼中，新闻史研究者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好新闻事业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使我们聪明一点儿，少走弯路，不犯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

　　1953年，27岁的方汉奇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新闻史，1957年随迁人大。当时，全国从事新闻史教学的只有两人。在这片尚待开垦的领域，方汉奇开始了长达近70年的耕耘。

　　众所周知，中国近现代的新闻事业是舶来品。民国时期，新闻学高等教育以美国为圭臬。彼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体系。

　　据方汉奇回忆，当时在北大教学主要参考的是民国新闻史学家戈公振编写的《中国报学史》，但是这本书只写到1927年，共产党人的办报历史更是空白。为了上好课，他便自己“找米下锅”，跑遍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看了2000多本书。

　　他的书房里至今收藏着一方墨盒，这是上世纪30年代戈公振在北京荣宝斋定制并赠送给《申报》同事黄寄萍的。后来，黄寄萍成为方汉奇的岳父。当方汉奇从岳父手中接过墨盒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自己会将新闻史研究推向另一座高峰。

　　1978年，临近中国人民大学建校30周年，方汉奇向新闻系主任提出，想写一本《中国近代报刊史》的“小册子”，为周年献礼。他本来准备写七八万字，写起来却一发不可收。

　　两年后，这部50多万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才完成，书中涉及报刊500余种，报人1500余名，纠正前人著述失误200余处，被新闻学界认为是继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是新闻史研究走向成熟和科学的标志。

　　在此后的数十年时间里，方汉奇一砖一瓦构建起新闻史的学科大厦。他组织编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耗时13年，前后50多人参与，是新中国新闻学科第一个有外文译本的专著；而后又组织编撰《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历时超过20年。这两部著作后被誉为“中国新闻史学界的里程碑”。由他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成为迄今国内外流传最广、发行量最大的中国新闻史方面的教材。

　　“这些基础性研究对于后来的研究者是功德无量的，就像第一幅地图，标记了重要的矿产、河流所在位置。”王润泽说。

　　除了著书立说，新闻史的学科建设也是方汉奇时刻萦怀的。上个世纪80年代，新闻学被列在文学门类的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没有自主性。方汉奇担任首届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后带领众人多方争取，终于将新闻学升为一级学科，为以后新闻传播学的大发展提供了学科制度上的保证。

　　1989年，方汉奇和复旦大学教授宁树藩等人一起发起成立国家一级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第一、二任会长；如今，中国新闻史学会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新闻传播学学术团体。

　　研究史料像神探破案

　　如果把新闻史比作一条浩瀚的长河，那么它的源头在哪里？几代新闻史研究者孜孜以求。

　　1983年，方汉奇发表了对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研究成果，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代，《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

　　当得知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存有《进奏院状》原件后，方汉奇敏锐地意识到，这份罕见的古代报纸实物将有助于揭开古代报纸起源之谜。

　　于是，方汉奇委托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对《进奏院状》原件拍下照片，对60行文字逐字逐句地疏证、辨析，再结合中国古代文献对邸报的记载，终于使这页看似不起眼的纸张重放光芒。

　　“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是方先生一直坚持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对学界后辈影响深远。”王润泽曾撰文专门谈方先生的史料观，在印证一段关于《开元杂报》到底是不是印刷报纸的学术争论中，先生征引四种以上的史料，彼此印证，读来宛若福尔摩斯破案一般，环环相扣，逻辑清晰。

　　不久前，一位集报爱好者送来了一份满文版《京报》，这让上世纪90年代就系统研究过清代《京报》的方汉奇喜出望外，“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满文版的《京报》，这能进一步丰富新闻史研究史料”。对于报纸所处的年代，方汉奇又开始了一番“破案”，最后给出了清朝初年的初步判断。“报纸上记录的内容太琐碎，没有出现具体的人物，要不然就能判定出更具体的年代了。”方汉奇略有惋惜地说。

　　坐得了冷板凳，守得住旧书斋。出于对一手史料的执着，方汉奇在新闻史长河中不断打捞尘封的记忆。他曾几经周转寻到民国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家人，获得一批珍贵的照片和书信，证明了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他还摘掉了《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证明《大公报》不仅帮过国民党的忙，也大大帮过共产党的忙，“第一个派记者去边区，向全国人民报道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真实情况的，是《大公报》”。

　　作为史学大家庭里的新生代，新闻史研究时间较短且史料零散，要从各种历史文献处寻得线索绝非易事。半个多世纪以来，方汉奇坚持做学术卡片，一张张巴掌大小的卡片上密密麻麻摘录了各种学术资料，然后归类存放备用。

　　“有战斗任务了，这些卡片就活了，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使用卡片时的方汉奇如同一位调兵遣将的将军。

　　如今，电脑成了方汉奇收集资料的新阵地，他在1T容量的硬盘里分门别类建了几十个文件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看到好文章他会第一时间下载存档，积累的资料将近500G。

　　“咬定青山不放松”，这幅当年廖沫沙先生送给方汉奇的字，就悬挂在人大新闻学院的会议室里，在方汉奇博士生、北京交通大学教师王靖雨看来，这是老师一生治学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