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好一节课一星期都很快乐
“从开始当教师起,我就认为教师这个工作是个神圣的工作。当一天教师就要学习一天。”比起皓首穷经做研究,方汉奇更享受的还是三尺讲台。
方汉奇课上得好,在人大新闻学院是出了名的。上世纪80年代,他在人大开设公开大课讲授新闻史,场面十分火爆,窗台上都挤满了学生。有学生回忆他的课堂,用“满座叹服,惊为天人”来形容,“他讲梁启超,随口就可以背出一篇千字政论,一边背诵,一边踱步,兴之所至,旁若无人;讲到一个历史人物或事件,他能讲出与此相关的正史、野史,就像刘宝瑞说单口相声,常让学生听得忘了下课”。
所有的知识点在他的脑中都穿成了线,学生形容他,“丝丝白发都是知识”。
“上好一堂课,一个星期都很快乐。如果上砸了,一个星期都难受。”为了讲好课,方汉奇每次都会准备“十桶水”,上课只用“一桶水”。他时常把上课比喻成打仗,要有一定的纵深,不至于因一点被“突破”,造成全线“崩溃”,有了纵深,才能擒纵自如,可进可退,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
作为新中国资历最深、教龄最长的新闻史学家之一,他至今为止培养了50多位博士生,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成长为国内新闻学院的中流砥柱。
每月一次的读书汇报,是王靖雨念书时最大的享受。上午10点钟,到先生书房来,坐定,沏一杯茶,听先生讲述他所经历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每一届弟子,方汉奇都会开出书单,每月至少碰头一次交流读书体会。
“先生一方面严格要求我们,同时又鼓励我们在研究中大胆思考,勇于创新。”据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回忆,当年还在读博士的她“放肆”提出中新史的学术架构存在问题,没想到方汉奇听后鼓励她把想法形成文字,并推荐发表。“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勇气。”
如今,程曼丽也将这份鼓励传递下去,对于有创见的学生她总会格外关注,支持他们继续深挖,力争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生活中的方汉奇常常给弟子们带来惊喜。他记得向每位弟子送上生日祝福,会为生病住院的学生送去热粥,出国归来还不忘给学生们带小礼物。
不仅仅是方门弟子,很多年轻学者都得到过方汉奇的提携和帮助。在成为方门博士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与方汉奇有过三年的书信往来,“对请教问题的来信,方老师每封必回,并在信中一直称呼我为邓老师。”在方汉奇的不断鼓励之下,2005年邓绍根如愿考入“方门”。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徐新平更是将方汉奇视为引路人,当年还是“新手”的他被方汉奇邀请加入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课题组,从此扎根新闻思想史研究20余年,“做新闻史研究是件苦差事,成果会出得慢,但只要有恒心与韧劲,就会乐在其中。”徐新平至今没有忘记第一次见面时方汉奇对自己的寄语。
在人大,一届届新闻学院的学子至今还守护着这样一份默契,看到在食堂打饭的方老师,会一路默默护在他身边,隔开拥挤的人流。
学新闻的人就是怕落伍
每天早上7点准时用微信给弟子们发送早间新闻,是方汉奇最近养成的习惯。不过,早在2013年,方汉奇就注册了微信,如今通讯录里已有300多位好友。
在层出不穷的新媒体面前,方汉奇从未落伍。1996年,当网络媒体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时,他就在一次演讲中专门介绍了电脑网络的用途;1998年左右,仅靠几名学生的现场指导和手写操作指南,方汉奇便开始了互联网之旅,当时年过七旬的他成为中国最早“触网”的一拨网民。
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彭兰回忆,她在人大任教时曾给学院年长的教师做过短期的电脑使用培训,最终学会五笔打字的只有两位,方汉奇就是其中一位,他总是笑称自己采用的是“一指禅”输入法。
2010年,84岁的方汉奇发了第一条微博,不久便成了大V,粉丝最多时超过175万。当时开通微博的知名人士中,大概只有年过百岁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年长于他。
活跃在微博的那几年,方汉奇平均每天发一条,他喜欢评论国内外时事,也不忘记录生活点滴,“这两天在学着如何用iPad,一会儿缺这个,一会儿缺那个……我是不服老,又得服老,不服不行”。有网友跟他互动,“我还在看你的《传播史》,太厚了”,他回道,“让您受累了”。
“对新事物保持敏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种本能追求,学新闻的人就是怕落伍、怕落后,要让自己不断地处于时代的前沿,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近两年,方汉奇又陆续学会了使用支付宝、网约车。
旅行,也是方汉奇拓展认知边界的一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他常挂在嘴边。“文革”期间,他下放到学校设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尽管条件艰苦,方汉奇还是利用休假的机会,几乎走遍了江西的主要城市。南昌、瑞金、兴国等革命圣地是他主要考察的线路,“这不就是如今流行的红色旅游吗?”方汉奇得意地说。
从江西回北京的旅程也没闲着,他研究了当时的铁路政策,买到了一张“专属车票”,车票上手写停靠站点,到站下车后可再上车,15天内有效。手握这张车票,方汉奇一路泛舟杭州西湖、逛上海外滩,大同看石窟,张家口看洋河……留下了美好记忆。
在王靖雨看来,方汉奇总有大幽默和大智慧来应对生活中的苦难,“文革”时期经历颠沛流离,但他每次提到总是语气轻松,甚至还开自己的玩笑。有时弟子们担心先生上了年纪,自己去食堂打饭不方便,可他总用在“五七干校”的经历自证手稳——那时他要抡大铲子给几百人做大锅饭、打饭,“每次我的窗口前都要排好长的队伍,因为我的手不抖,不会捞一勺掉半勺”。
方汉奇不光做过大锅饭,在家中也主动承担了大厨的角色。曾经为了照顾在中学任教的妻子,方汉奇“做了十五年的饭”。相濡以沫数十载,他出门总不忘给妻子带爱吃的巧克力冰淇淋,过生日送上一支玫瑰花,妻子生病住院时,会悄悄在她额头上留一个吻。后来,为了让妻子在轮椅上坐得舒服一些,他又挖空心思将轮椅改造一番。如今妻子离世5年,她的遗像前,总盛开着他摆放的鲜花。
2016年,方汉奇迎来九十寿辰。面对来自学界业界潮水般的祝贺,方先生“感谢大家善颂善祷”,并自喻为屠呦呦手里的青蒿素、显微镜下的小动物,开始被世人进行研究了,引得在场的同行和弟子们放声大笑。
在这位见证过中国近百年起起伏伏的新闻老兵看来,自己正好给新闻教学和研究站过岗,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