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人性的抉择

——浅谈电影《芭比》中的跨国收养问题

　　人性的善与恶

　　2012年上映的韩国电影《芭比》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跨国收养阴谋的故事。美国人史蒂夫为了给患有心脏病的小女儿寻找可被移植的心脏，带着大女儿芭比从美国来到韩国收养顺英。顺英是一个善良懂事的女孩，自幼丧母，与妹妹顺子、智障的父亲和叔叔望泽生活在一起。这场收养阴谋在望泽和史蒂夫的策划下展开。为了照顾妹妹和父亲，顺英拒绝被收养，但是顺子却很想去美国，为了更好地实施换心脏的计划，史蒂夫决定改为收养顺子。影片最后展现的是顺子与史蒂夫、芭比从韩国机场离开的背影。而顺子到美国后的命运如何，影片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

　　整部影片充满着对人性的剖析，既展现了不同人物的善良与自私，又展现了同一角色善良与自私共存的客观性和矛盾性。顺英和她的父亲是影片中最闪亮的人，小小年纪的顺英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洗衣做饭、照看旅馆、制作手机链补贴家用，表现出她对家庭的奉献与包容。顺英的父亲虽然智力存在问题，但在顺英被旅馆客人欺负时勇敢地保护她，智力障碍并没有减少他对女儿的爱。

　　顺子和芭比有着善良与自私的两面性。为了感谢顺英将自己从欺负她的男孩手里救出，芭比邀请顺英共进晚餐、送给顺英衣服。但是，当她意外得知父亲收养顺英的真正目的后，为了挽救妹妹的生命，她选择了沉默，仅仅在离别时给顺英一封写满“sorry”的信。顺子虚伪并颇有心计，为了去美国，她经常围在史蒂夫和芭比身边，试图讨好他们，她自私且刁钻，从不做家务，从姐姐手中骗钱去买衣服、化妆品；但她也是爱父亲和姐姐的，去美国前她给父亲刮胡子、带父亲与姐姐拍全家福、要求叔叔给姐姐买手机，离别时承诺赚钱后回来找姐姐。而侄女鲜活的生命在望泽眼中仅仅是贴上标签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他拿到了钱后立即去买向往已久的汽车。史蒂夫或许是一位好父亲，但是他的行为对顺子来说却是最残忍的。

　　跨国收养的乱象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望泽和史蒂夫的非法交易已经突破了道德底线，触犯了法律。影片中的收养体现的就是国际法上的跨国收养制度。跨国收养也叫涉外收养、国际收养，指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之间至少有一方具有外国国籍或在外国拥有住所或居所的收养。

　　自二战以来，为了保护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儿童，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并认同跨国收养，国际上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公约，如1993年海牙《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以下简称1993年海牙收养公约）、《儿童权利公约》、1965年海牙《收养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承认公约》。但是公约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各国国内关于跨国收养的规定也不一致，由此产生了法律冲突与法律漏洞，导致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关于跨国收养的黑幕不断被曝出，1987年路透社披露，外国人领养有畸形的洪都拉斯婴儿后，不仅没有给他们温暖的家，反而把他们卖给非法器官移植者。造成跨国收养制度滥用的原因何在？我们或许在《芭比》中可以找到答案。

　　《芭比》中展现的是儿童买卖与器官买卖。影片仅讲述了望泽强迫顺英的父亲在收养协议上签字的情节，并没有提及史蒂夫是如何在美国和韩国取得合法收养手续的。从法律上讲，顺英的父亲智障，他在收养协议上的签字应该是无效的，而且史蒂夫在离开韩国前一天，决定将领养人从顺英换成顺子，这在现实生活中是难行的，跨国收养有严格的事前监管制度，收养人要符合条件、履行一定的收养手续才能完成收养。但是史蒂夫收养顺英并没有履行任何手续，仅让望泽为其办理护照，1993年海牙收养公约明确规定每个国家应该指派一个中央机关负责跨国收养事宜。即使没有国际条约的规定，相关国内法对收养的事前监管与审批也是客观存在的，史蒂夫能将顺子带到美国，充分说明收养事前监管的缺失。

　　完善制度之必要

　　跨国收养事前监管制度的缺失，与1993年海牙收养公约这个唯一通过规范跨国收养标准、来间接预防儿童被贩运的国际条约的不完善有关。公约第一条就规定了公约的宗旨之一是“在缔约国之间建立合作制度，确保上述保障措施得到遵守，以防止诱拐、出卖和贩卖儿童”，即通过加强国际合作，防止跨国收养制度的滥用。目前，公约缔约国仅有96个，各国参与度与国际合作不够；一些规定和标准过于宽泛，导致实践中各国规定差异较大，比较明显的就是没有对非适当经济收益或其他收益进行明确的界定，导致允许营利性组织参与跨国收养的国家非法谋利的现象凸显。

　　跨国收养涉及两个国家的法律、机关与主体，需要各国加强国际合作与司法协助，相关国家要积极加入已有的国际条约和参与未来相关国际条约的立法工作，严惩跨国收养犯罪行为。各国也要完善跨国收养事前监管制度，与国际接轨，减少法律适用的冲突；明确详尽地公开各项收费制度，避免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明确主管机关的监管职责，坚持以儿童最大利益为最高原则，对收养资质做到严格的实质审查。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