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示

　　重视国际新民粹主义思潮流变与对策研究，认清其本质，有利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化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定力与发展道路。

　　进入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呈现新的崛起态势，特别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粹主义最为突出，而且有集体右转的趋势，成为具有世界危害的国际思潮。这股新民粹主义思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与经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多种思潮合流，引发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动荡与回潮。重视国际新民粹主义思潮流变与对策研究，认清其本质，有利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化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定力与发展道路。

　　21世纪以来，新民粹主义流行折射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其一，世界格局剧烈变动，苏联东欧剧变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联动效应引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政治生态向民粹主义转向。从中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在政治制度转型的多党选举中，通过民众“街头政治”大造舆论渲染，颠覆主流政党在既有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到民粹主义继续西移，极化的政党政治成为欧美的主流。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既有左翼民粹主义在南欧的崛起，又有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欧与北欧的强势登场，在美国则经历着经济民族主义的孕育，2016年大选分裂为桑德斯的左翼民粹与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之间的对垒。其二，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失衡，一方面是资本全球化的获利，另一方面是欧美国家内部贫富差距加剧，经济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其三，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对欧美政治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西方传统政党和政局信任失衡、治理能力失利，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体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其四，社交媒体快速成为处在“民主合法性”危机中的政党政治角力的新平台。“特朗普现象”首发于社交媒体，西方传统媒体的权威被肢解甚至被民众抛弃，许多政治极端性事件均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参与有关，这一现象正在改变着西方民主政治格局。

　　欧美新民粹主义的流行愈演愈烈，与各种社会思潮交织碰撞，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及危害性。第一，新民粹主义左右翼极化同时出现，凸显了民粹主义在西方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以及内在的深刻矛盾。而右翼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倾向，对内为维护白种人种族利益优先，对外维护民族主义的利益，不惜采取政治极化手段，通过逆全球化攫取本国经济利益，反对移民在经济和文化价值上对西方的影响。第二，新民粹主义席卷欧美，反映了西方中心主义社会价值观式微以及强大的维护白种人优越地位的社会心理泛滥。如此大范围的民粹主义爆发，表明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民众对以西方文化价值为核心的民主制度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但又害怕失去传统优越地位的社会心理。第三，新民粹主义是多种社会思潮杂糅合流的产物。在欧美社会内部，新民粹主义以民主主义思潮作为其系统的理论支撑，是新自由主义的变种，正在成为一些利用民粹主义登台和粉饰太平的新政治家的手腕。在欧美社会外部，民粹主义以民族主义的共同价值以及文化共同体为价值指向，表现为强烈的、一致对外的民族情绪。民族主义自此成为民粹主义的最佳搭档，从而引发民粹右翼极化，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第四，新民粹主义与互联网相互渗透是本轮民粹主义的突出特征。互联网的普及已经渗透进了政治过程中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选举等诸多环节，这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勃兴的空间。

　　梳理欧美民粹主义发展的百年历史，民粹主义思潮勃兴一般与三个背景相关。其一,战争前夕，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民粹主义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影响力陡然上升，甚至成为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工具；其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民粹主义往往成为欧美国家流传甚广的社会思潮；其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紧张和政治秩序失衡，往往孕育着民粹主义变革的浪潮。从21世纪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的流变判断，其本质是对新自由主义偏好的修正，无论左翼或者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都没有超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右翼，有转向暴力和战争的危险，正如有论者所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民族主义反映了各国国内的某种民粹主义潮流，民粹主义反映到国际关系上就是民族主义，内部的民粹主义延伸到外交上就是民族主义”。

　　基于此，预判未来欧美新民粹主义发展的走势，需从国际和欧美内部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从国际上看，新民粹主义有进一步蔓延和升级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时代欧美民粹社会心理的外溢效应直接表现为逆全球化的推进。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社会心态无法正视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全球化中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挫折，严重动摇了以往的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日渐消极的社会心理也转化为极度的被侵犯的不安全感，并不断刺激西方中心主义夸大其文明与文化的地位，从而对其他文明和文化进行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式的攻击。在客观事实对民意影响相对较小的“后真相”时代，新民粹主义擅长运用这一新的传播特征，用各种“阴谋论”“陷阱论”“威胁论”式的贴标签方式诋毁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针对崛起的中国使用口号式的诋毁，这种行为不仅充斥在西方社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而且正逐渐成为新民粹主义的政治判断与国家决策。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中，面对欧美民粹主义右转愈演愈烈的趋势，中国要坚定地逆流而上，针对新民粹主义为转嫁内部矛盾而转移目标的错误舆论，要做到见招拆招，坚决回击。据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美国一些政客正基于“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并从文明冲突甚至种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这既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文明对话论”，为美国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性选择。新加坡国立大学马凯硕教授在澳大利亚东亚论坛发表的文章揭示了美国新民粹主义的本质：“美国人需要问一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源自冷静的理性分析，有多少源自对非白种文明的严重不适？”

　　从欧美新民粹主义流行的社会内部看，民粹主义作为欧美显性的社会思潮，其本质反映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社会思潮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构成了欧美社会思潮的主流。2014年《美国民粹主义百科全书》收编“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一词时，特别强调其“新”在于人民的治理能力超过精英。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在一个人民政治态度淡漠、机会均等无从谈起的年代，我们不应该为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勃兴而感到意外。

　　把握新民粹主义现实发展的规律性，才能更好规避其风险和负面影响。在人类进入“第三次浪潮”的信息化时代，社会思潮网络传播等技术载体的充分发展、大众迫切改变现状的社会心理的集中爆发、政治生态的主观化和非理性化的现实驱动，迎来了新民粹主义泛滥的“后真相”时代。隐瞒真相、编造谎言的新民粹主义，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政治风险。欧美新民粹主义的泛滥，恰恰隐喻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困顿、民主乱局、民生困难、安全困局以及经济全球化困境。如何解决？欧美的回答是民粹主义整体右转，步入政治主流，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政策走向，将与经济全球化形成激烈对抗；其非友即敌的对抗思维，会借民族主义之名，提出一些极端化主张，操纵民意，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导致国家民粹主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巨大的威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世纪以来国外流行社会思潮研究”〔18KDA00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