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彦红：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对于全球化前景的大讨论，一些全球化的曾经支持者也开始质疑全球化。然而，除非人类放弃市场经济这种基于交换的基本经济形态，否则就不可能抛弃全球化而“闭关锁国”。为此，未来各国政府应在引导和治理全球化方面担负起更重要的责任，并通过协调合作将全球化推向更为良性发展的轨道，使各国可以更安全地在“互通有无”和“分工协作”中实现互利共赢。这尤其有赖于主要大国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通力合作。

　　姜·玛利亚·法拉　Gian Maria Fara　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1982年创办意大利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所，任该研究所主席至今

　　孙彦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秘书长

　　法拉：全球化不是根据个人意志而决定实施的“自由选择”；相反，它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一体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演变，其基础是史无前例的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生产和金融的精确发展的趋势。应该强调的是，这一过程既能产生巨大效益，也产生了广泛成本。我们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这个全球化过程，一方面使数亿男女摆脱贫穷和饥饿，加速信息和知识交流，并因其缩短人际距离而促成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全球化亦对环境等领域造成严重失衡和破坏。正是由于这些相互矛盾的方面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这一复杂的全球化过程不能仅仅由经济和金融来负责掌握领导权。政治必须以最高和最正面的意义恢复其主导作用，缓和过度行为，解决全球化导致的矛盾。政治在引导经济交流时，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即为我们同时代人和子孙后代创造合意且有尊严的个人生活。

　　孙彦红：此次疫情必将成为深刻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面对如此大规模的流行病灾难，人们除了悲伤和反思，能否从中寻觅到“重启生活”的新智慧？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加可持续？人类生产和交换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对于旧的认识体系是否过于自满？爱因斯坦说过：“我们无法用提出问题的思维来解决问题。”面对抗击疫情以及后疫情时代如何更好生活这样的问题，我们恐怕需要改变旧的思维方式。

　　法拉：当然，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整个人类发展进程上，此次疫情带来的具有悲剧色彩且又具有普遍性的体验，注定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深远影响。我们都将进一步思考“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本末主次”“地球承受人类活动的能力”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可怕的这几个月里，人们重新寻获了蒙尘多年的价值观。涌现在我脑海的，是团结和集体主义精神等价值观，健康、生活和工作等基本权利；涌现在我脑海的，是国家卫生系统、紧急服务、援助、重建等公共服务的重要作用。

　　孙彦红：疫情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对经济部门和社会群体的冲击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国际劳工组织4月初曾预估，全球将有超过10亿人因疫情面临减薪或失业的风险，其中大多数是就业于餐饮、酒店、休闲、小零售店等服务行业且收入不高的人口。这必然加剧各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进而加剧社会不稳定。虽然目前多数国家政府都出台了纾困措施，挽救破产企业，为暂时失去工作的民众提供临时补贴，但是考虑到疫情将如何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而各国政府财力差异甚大，这些措施恐怕难以有效遏制贫富分化加剧的态势。如何切实缓解经济不平等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将是后疫情时代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必须严肃面对并着力解决的难题。

　　法拉：由于公共卫生危机与全球化有关（货物、服务和人类的持续流动），因此，只有世界各地的运作方式保持统一，充分利用近年来建立起来的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协调机构，才有可能摆脱紧急状态。各国内部和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确实存在着加剧风险的态势。只有通过负责任的“政策”来指导行动，推动落实系统的、恢复性的干预措施，才能战胜这种风险。而这些干预措施必须基于真正和真诚的开放，同时要以就全球性问题达成共识的国际关系体系为导向。

　　孙彦红：疫情的持续蔓延以及各国的应对过程真切地表明，人类的确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然而，此次疫情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须尽快从理念转化为各国的实际行动。世界各国唯有建立有效合理的协调机制携手应对，才有可能彻底走出疫情。试图将疫情政治化的各种指责推诿只会延误抗疫时机，带来更多的生命与经济损失。

　　法拉：我前面说过，如果我们想“更快更好地”摆脱危机，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工具。试图在本国境内处理和解决本次疫情所造成的问题，甚至试图通过对外部世界采取攻击性方针来解决问题，是短视、无理且危险之政策的表现。毫无疑问，我们已迈入全新阶段，必须以加强合作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而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协调机构必须调整思维方式，调整处理共同问题的方案，调整计划，以便真正适应新需求。然而，真正的合作，意味着多样性主体之间的竞争性共存，意味着必须真诚地相互尊重和理解。换言之，我们需要深刻改变目前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态度，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团结共进理念的新运作模式。

　　孙彦红：在面对困难时，友谊和团结弥足珍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和意大利互帮互助，双方政府之间的团结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得以彰显。

　　法拉：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抗疫的进展以及中意两国的互动。在此期间，我们通过大众传媒了解中国防控疫情的有关信息，并收到一些来自中国同行的研究报告和消息，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对此我们也在意大利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官方杂志上予以摘选发表。我们从这些信息中看到，中国以巨大的能量极力阻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并即将取得胜利，为各国树立了榜样。此外，中国对世界，特别是对意大利，展示出真正合作与团结的重要姿态。我们对此印象颇深。例如，我记得装载中国援助物资的船只抵达的里雅斯特港的情景；我也记得，生活在罗马、普拉托和佛罗伦萨的华人团体，也是欧洲最大的华人团体，他们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感，为意大利抗击疫情提供了很多帮助。

　　孙彦红：总体而言，中国和欧盟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主张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随着中国率先复工复产，而多数欧洲国家也逐步开始复工复产，如何在确保疫情不反复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复苏成为中国和欧盟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这也给双方创造了新的合作机遇。欧盟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的累计第四大外资来源地，而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目前中国对欧投资存量已超过2000亿欧元，是欧盟的第八大投资来源地。这使得双方的相互支持对于共同实现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另外，就中长期而言，在气候变化、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等领域，中欧合作的空间也很广阔。

　　法拉：就中欧合作而言，专家通常会将之区分为“硬”合作和“软”合作。“硬”合作涉及经济，此类合作应着眼于实现互惠互利。需要强调的是，互惠互利不仅关乎促进发展的数量，且涉及其质量。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还需关注循环经济领域合作的重要意义。“软”合作涉及文化、科学和社会领域以及社区、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当前欧中面临的问题是要在这两种合作之间达成真正的平衡，共同提出有利于两种合作平衡的动议并积极落实。对于中欧建立和保持建设性的、忠诚的、和平的关系而言，这两种合作都非常重要。意大利政治、经济与社会研究所非常关注上述问题并与中方积极开展合作。

　　孙彦红：近几年，中意关系发展进入快车道，各领域合作持续稳步推进。2019年3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意大利，双方联合发布了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并签署了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这无疑是对“一带一路”倡议已取得成就的高度肯定，也表明意大利对该倡议的落实前景抱有积极期待。2020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而两国在抗击疫情中的团结互助为继续深化合作夯实了基础，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加强合作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

　　法拉：中国与意大利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确实值得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团结，不能分裂。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丰富内涵，倡导促进各国人民加深了解是其文化层面的内涵。在这方面，意中两国的交往有着宝贵的经验遗产，且已深深融入过去几个世纪两国建立起来的深厚关系中。几百年来，经济交流总是伴随着热烈的科学和文化交流。事实上，无形的价值观的交流常常是意中关系的主要驱动力量。目前，两国在《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要国际平台上作出了共同承诺。我们应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为在这类平台达成的共同建议和倡议加紧努力。为此，若意中两国联合组织和启动围绕可持续增长等议题的常设讨论机制，将会释放真正的积极信号，推动相关问题在国际层面的讨论和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协助，王镭统筹，王培尧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