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蛋糕做大了，也分得更匀了”，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在国际国内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了新阶段的新发展目标，为顺利开启第二个“一百年”的新征程提供了行动纲领。应坚决落实新发展理念，建立和完善与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相匹配的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对外开放，以深度的改革和全面的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取得了诸多成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大攻坚战”成果丰硕，“六保六稳”要求基本落实，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为开启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宏观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7.0%，远高于全球3.0%的水平，经济波动显著降低；物价和就业保持稳定，年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债务率分别为2.1%、3.9%和44.6%，均远低于全球及G20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实际GDP排名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球实际GDP份额由10.8%稳步上升至2019年的13.6%，预计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即使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经济依然表现出较强的韧性，总体运行平稳。

　　新经济、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2014—2019年，数字经济增加值由16.2万亿元增加到35.8万亿元，年均增长率24.2%，占GDP比重由26.1%上升到36.2%，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核心的增长极之一。历史经验表明，危机往往孕育新机，新冠肺炎疫情在不可避免地对经济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催生新经济、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在平缓疫情冲击、助力疫后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我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方式。

　　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引擎。首先，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技术不断升级。发明专利和科技论文发表数量由2013年的70.5万件和35.9万篇上升到2018年的139.4万件和52.8万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9.5%和9.4%。2018年中国发明专利数量分别约为美国和欧盟的4.9倍、16倍，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同欧美大致持平，且同时期年均增长率均显著高于欧美水平。其次，国家主导的重点项目带动重大创新突破。2020年，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投入运行，历时26年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新成果北斗三号正式开通，历时16年的中国月球探测工程“嫦娥工程”将实现中国首次月球无人采样返回。最后，企业家精神推动“创造性破坏”。2020年，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且涉及的行业呈现高科技、多元化趋势，涵盖金融科技、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健康医疗等领域，极大地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

　　对外开放积极主动，双向推动“请进来”和“走出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货物与商品进出口总额稳固位居世界第二，占全球比重由9.7%稳步上升到2019年的14%；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稳固位居世界第四，占比由7.8%上升到2019年的9.2%。开放释放巨大红利，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创造的城镇就业岗位稳定在1100万个以上，对外劳务合作提供的就业岗位由48.3万个上升到2019年的62.4万个。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1.3万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29.4%。“一带一路”国家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贸合作对象和出口市场之一。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开启全球最大自贸区。2020年，东盟10国、中日韩、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RCEP，涵盖全球30%人口、30%经济体量的自由贸易区启动，对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发展、降低亚太地区关税壁垒具有重要意义。

　　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人均实际GDP稳步提升，由2013年的5711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8254美元（以2010年不变价衡量），同世界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世界排名由第106位上升到第75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3年的26467元上升到2019年的42359元，剔除价格因素，年平均增长6.1%。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步伐，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凸显，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衡量，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扶贫成果突出。

　　公共服务水平的区域差异显著降低。中国普通小学生均教师和医疗机构床位数的基尼系数稳步下降，2010年以后稳定于0.1以下。1994—2019年，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累计80万亿元，其中，发展较为薄弱的地区，如西藏、青海、甘肃等地中央补助收入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均高于60%。通过转移支付体系和国有企业定价机制，减少各地区电力、道路、电信、广播通信等价格之间的差异，促进各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实现均等化。

　　环境持续改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碳排放增速保持在1.5%以下，且生产效率逐步提高，能源生产弹性系数由0.28上升至2019年的0.84。自2016年起，绿色债券市场的配套市场制度和监管体系逐步确立完善，标准化进程不断推进，绿色债券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2019年贴标绿色债券发行位列全球第一，截至2019年末，中国共发行绿色债券接近3000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超过8000亿元。

　　未来十五年面临的发展任务

　　《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并且从九个方面勾画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从而形成了既有总量目标又有结构目标的多目标任务体系。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在当前条件下，我国依然面临多重挑战。

　　第一，禀赋与发展阶段挑战。我国的禀赋与发展阶段约束日趋明显。首先，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客观规律导致经济增速呈下降趋势，经济增长率由2007年的14%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6%。以经济增量确保“帕累托式改革”的前提条件正在逐渐消失，深化改革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其次，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人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我国比较优势空间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前后夹击。最后，第二产业占比出现下降趋势，已经由接近50%的比例下降到不足40%，面临产业空心化挑战。

　　第二，发展质量挑战。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基尼系数逐年攀升，2008年接近0.5，随后虽然开始缓慢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0.45的高位之上。二是环境问题仍然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们的幸福感。

　　第三，治理能力挑战。一是我国市场经济治理体系尚待健全，市场开放性程度仍有提高空间。二是有关部门的公平竞争理念有待加强，反垄断政策有待完善，自然垄断监管工具多样性有待提升。三是行业准入门槛有待降低，行业工资差异有待缩小。四是财政体制安排在解决不平等问题上仍有较大空间。五是所得税制度有待完善，现行的税收制度不足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六是户籍制度对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作用仍然有待激发。

　　第四，外部环境新特征挑战。一是我国部分重要物资对外依存度上升。例如，近年来，天然气供给的对外依存度上升，维持在40%以上。二是产业链的部分关键环节面临外国垄断压力。三是我国由“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与发达国家合作”转向“与发达国家竞争”，国际间的贸易和科技争端处于上升阶段。

　　第五，经济大变局认知挑战。一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形态，生产、消费、定价出现了新特征和新规律，学界、政界、业界对这一变化的认识不够充分。二是市场失灵出现了新的形态，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规制数字化条件下的市场失灵，提升反垄断能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路径

　　面向“十四五”时期的国际国内格局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多重约束，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施路径。

　　“创新”是适应新竞争格局的唯一选择。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我国转向与发达国家竞争，产业技术水平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不可避免地遇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自主创新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动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借助多年来积累的资金、人才与技术禀赋，以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双轮驱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跨越式创新。国家应大力推动5G信息网络技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的“创造性破坏”，通过人才、技术等优质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确立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以机制体制改革作为根本，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国家要逐步降低行业准入门槛，通过企业间优胜劣汰式的竞争激发创新潜能，适时通过国家重大专项帮助企业跨过网络型技术的效率临界值。

　　“协调”是保障国民经济体系平衡运行的战略要领。协调发展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新发展格局中的经济协调集中体现在国际间、央地关系、区域三方面。其一，国际间协调。我国作为开放大国，政策具有显著的外溢和反馈效应。为此，我国应积极倡导构建国际政策协调机制，构建以世界气候变化政策协同、国际税收制度合作、全球收入分配机制协调为核心的三维框架，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负责任大国的使命与担当。其二，央地关系协调。为理顺新时代的央地关系，中央政府需发挥战略指引、底线管控、局部聚焦的作用，而地方政府则更应关注要素配置、增质提效、权益协调三方面内容，形成清晰的制度化分权模式。其三，区域协调。完善区域间转移支付体系，健全公共服务水平的全国协调机制，发挥全国性国有企业在实现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中的关键作用。

　　“绿色”是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关键。绿色发展是综合考虑生态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双重约束，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永续模式。首先，污染治理与经济增长并非此消彼长。污染治理并非必然以降低经济增长、抬高物价水平为代价，污染治理可以消除污染的负外部性，反而有可能促进增长、提升效率、降低物价并增进人民总体福祉，“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并非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其次，在新发展阶段，环境质量提升是居民福利提升的关键。人均收入跨过一万美元大关之后，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水体、清洁的土壤是衡量老百姓幸福感的重要维度，“绿色” 成为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的关键。

　　“开放”是效率的源泉，是构建开放大国新发展格局的前提条件。首先，开放促进国际分工，提升经济效率，是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基石。其次，商品“请进来”的开放是缓解过高顺差、提升老百姓福利的手段。再次，外资的“请进来”是提升市场竞争水平和供给侧水平的关键。最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水平“走出去”是确保资本收益、提升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工具。

　　“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首先，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坚持系统优化，在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同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关心“最贫困的1%”，让人民群众切实享受到发展的改革成果。其次，精准扶贫，建立全球化红利的“共享”机制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是精准扶贫有助于释放农村潜在的劳动力，增加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精准扶贫有助于提高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外溢效应。

　　持续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是关键

　　推动市场对内和对外高质量开放，破除要素市场壁垒，打通内循环。一是去行业门槛。改革攻坚，在部分顽固行业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公平竞争。保证资本“进得去”，资金“要得到”，劳动力“进得去、出得来”。二是改户籍门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三是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降低融资服务的准入门槛，提升金融业竞争水平，去除资本要素市场壁垒。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落实新发展理念。一是提升政府的公平竞争理念，提升反垄断意识，丰富自然行业垄断监管工具。二是健全财政税收体制，推动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与职能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平衡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税率水平，对超高资产人群征收遗产税。三是处理好“后精准扶贫”时代的“授之于鱼”与“授之以渔”的关系，精准使用现金补贴和产业扶贫手段，确保扶贫效果，做到可持续扶贫，避免出现反弹。

　　扩大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做WTO的模范生，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首先，在金融、能源等重点领域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在开放中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其次，降低阻碍商品和服务进口的“显性”和“隐性”障碍，推动“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降低贸易顺差，提升老百姓福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坚持开放基础上的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贸易中互利，与各国共享全球化红利，领导推进多边贸易体系建设。

　　推动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保护境外资产安全。一是提升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以对外直接投资带动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出口，提升价值链地位。二是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合作，与其他投资国寻找利益共同点，提升投资收益。三是保护境外资产安全，政府为企业提供信息、法律等各方面支持，确保投资安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