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共力量由弱变强、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时期，但其过程是极为艰苦的。随着敌后根据地不断壮大，军队、政府人员和经济、财力供给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20世纪40年代初更是达到非常尖锐的地步。1941—1942年，中国共产党果断实行精兵简政政策，对根据地渡过难关、继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中共党史、革命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军政建设改革。把增强研究员搜集大量档案、报刊等资料，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其最新成果《困局与应对：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研究》一书，近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全面深入研究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历史的专著，对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以及中国制度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该书将历史演变和横向问题结合起来，全面深入地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共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与推广，精兵简政之初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军队系统精兵建设的贯彻与实施，精兵建设与荣退军人的安抚，政权系统的全面紧缩、局部调整、重点加强和有效安置等，由此反映了精兵简政工作的核心内容。精兵简政政策的实行，无论是裁员还是转岗，都牵涉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人群的复杂利益关系，开展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更为重要的是，精兵简政不是简单的减少人数，而是在减少人数的同时，还要保持部队旺盛的战斗力和政权行政管理的高效率，因此更加提高了贯彻的难度。虽然这一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仍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智慧克服了困难。历史学者的职责就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过程，充分展现历史细节，求真求实，提供历史的启示与借鉴。然而，以往有关精兵简政的著述，其实也包括一些革命史问题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比较简单的“政策—效果”思维模式，一方面是政策，另一方面是结果，省略了政策实施的具体过程，尤其是其中的艰难、曲折和复杂。该书突破了这一思维定势，既注重还原历史过程，注重叙述历史细节，也不回避精兵简政贯彻过程中的困难，努力挖掘和重现被精简当事主体的声音，由此揭示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精兵简政推行之初的情况突出地反映了上述问题。对于精兵简政政策，根据地军政系统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无论是执行精简者还是被精简者，均有一部分人员包括干部表示疑惑乃至背离。在执行精简者一方，有的坚持“人多力量大”“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传统认识，认为一旦人员减少了，工作就无法进行了；有的强调自己所在地区的机构臃肿的现象不严重，可以照旧维持；还有的强调自己部门的特殊性，不愿意取消，也不愿意合并。在被精简者一方，有的认为自己的利益受损，对未来的出路迷茫，因此对精兵简政产生了抵触情绪，传播“不要我了”“吃不开了”“没地位了”言论。结果，有的地区、有的部队对精兵简政政策的执行就打了折扣。对以上偏向及其产生的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其实是有充分的观察和认识的。毛泽东针对陕甘宁边区存在的问题指出，“现在有16000人没有领粮食了，但听说人却是一个也没有减，从前16000人领粮食，是各机关冒空名额领的，现在没有冒领的了，但对原来的人却一概未动”。甚至一度指出边区的精兵简政是“小的胜利，大的失败”。可见，对于精兵简政过程的艰难、曲折和复杂，党中央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的。但后来的一些研究恰恰忽略了这一清醒认识，甚至为了突出精简“效果”而忽略了复杂的历史细节，使本来真实的历史干瘪化。

　　其实，恰恰是在上述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对症下药，采取了积极而稳妥的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该书着墨最多的正在于此。对于一些人的认识偏向及时发动社会各界人士对精兵简政政策予以阐释、解读，破除传统思维、本位主义和地方观念。与此同时，注重调查研究，开展节约动员，制定具有操作性的规章制度，由此形成一场主动性强、目标明确、效果显著的军政变革。通过精兵简政，根据地的人力、畜力、物力、财力等负担明显减轻，政府财政状况有一定好转，部队战斗力和政府行政效率也有所提升。精兵简政的历史，成了一部解决困难、走向成功的历史。

　　（作者：李金铮，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