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忠接受采访

张永忠（左二）带着徒弟在厂里解决难题

望闻听切是张永忠的修理绝活

　　整理了发型的张永忠，像个民企老板，从容淡定，侃侃而谈，谈中国的汽车工业，谈中日两国制造业的区别。只有他穿上那件蓝色工作服，你才发现他是个修车工。

　　这是个很不一样的修车工。

　　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技能大师、大国工匠……一连串荣誉加身，张永忠本可享受长安汽车的副总裁待遇，但他一次都没用过配车，“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维修工人，要做好表率，千百双眼睛看着你。”

　　“我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最近正在全市开展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中，张永忠就是15名报告会成员之一。

　　在报告会上，他说：“我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我懂得不忘初心的价值和力量。”他的初心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从他25年向党组织靠近的过程中看出。

　　张永忠说，第一次有向党组织靠拢的想法是1982年，那时他是个普通的士兵，这个想法还埋在心里。1983年从部队退役后，19岁的张永忠进入江陵机器厂工作，干的却是木工活。一年多后，包括张永忠在内的7个人被挑出来学习机械，有学木工的、学漆工的、学钳工的，没有一个科班出生，张永忠戏称是“江南七怪”。

　　“说实话，刚看到发动机，我脑壳都是晕的，啥子都不认识，心头慌得很。”当时从日本铃木公司运来10台发动机的散件，他们这7个人没人看得懂图纸。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堆时间，和翻译一起，一点一点，把图纸里的每一个单词都消化掉。张永忠他们每天从早上7点上班，一直干到晚上12点，装了拆拆了装，反复揣摩发动机结构。慢慢地熟能生巧，拿到一个零件就知道是哪个位置的，可以组装成一台发动机了。

　　1984年12月30日，江陵厂第一台自己组装的发动机成功点火。“当时，我们几个人用肩膀扛着发动机，从四楼抬到一楼的防空洞，看着它成功发动，一边高兴一边哭。”从那以后，张永忠彻底喜欢上了这份工作，他觉得成就感满满。

　　“你要说我的初心，就是把国外的发动机技术学过来，让中国人也能生产高质量发动机。那时候年轻，敢想敢干，真的就是这样的雄心壮志。”此后的30多年时间，张永忠的工作就是装配发动机，并找出装配中的问题，让发动机实现国产化进程中少走弯路，他诊断出国内各类发动机疑难杂症1000多例，维修的发动机超过一万台。1988年，江陵厂的发动机国产化率能达到60%多，但关键部件还要进口。到1997年，长安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基本实现完全国产化。

　　张永忠牢记着自己的初心，在他这一代长安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长安的发动机技术在国内自主品牌中已经处于领先位置，新款的蓝鲸发动机在世界上都属于先进水平。

　　“日本的维修技术没我们好”

　　张永忠长期接触日本的发动机，也曾到日本研修，跟日本的技师接触得不少。说到和日本技师的对比，张永忠很自信地说：“日本人的发动机维修技术肯定不如我们。”为啥这样说？他解释道：“日本产品的性能很好，不容易出问题，这是他们的优势，但这也导致他们遇到的问题少，不如我们的经验多。”

　　1996年张永忠到日本研修，有一次工房里就他和一个日本技师，日本技师一直拿着灯在照发动机，用毛巾使劲擦，“我知道他遇到问题了。”发动机在很轻微地渗油，但日本技师找不到是哪里漏，急得满头大汗，也顾不得许多，就用擦发动机的毛巾擦额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下，把废气管捏住，渗油的地方马上冒了两个泡，他一下就找到了渗漏点。”休息的时候，这位日本技师给张永忠买了包烟，一瓶可乐，用汉字写下感谢的话。在日本研修期间，张永忠帮日方解决了好多维修上的问题，受到日本方面的感谢。

　　回忆起多年一线维修调试发动机的经历，张永忠告诉记者，自己印象最深的是攻克气门调整螺钉报废率的问题。2003年，厂里生产的“G系列气门调整螺钉”报废率一度高达30％，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由于生产线是日本引进的，厂方就和日本代理商交涉并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日本公司回应：问题不在合同范围内，解决问题需另付600多万美元研发费用，时间要一年，且不保证一定成功。面对这样的答复，张永忠心里憋着一股气。他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地研究，反复实验解决方案，画图、试验、修改，甚至推翻重来。“当时就像是着了魔一样，但有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攻克这个瓶颈，一定要做到。”最终，张永忠用自己的设计攻克了这一难关，为公司挽回了巨额损失，并申报了个人专利。

　　在与日本人打交道过程中，张永忠抱着认真学习的态度，但从来就不盲目跟随。他的徒弟胡印告诉记者：“师傅就是这样一个人，有问题冲在前面，喜欢钻研，他一直教育我们，要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