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入行的律师，有一些在中途转行了。这么低的收入，这么辛苦的工作，魅力在哪呢？“上了‘贼船’，跑不掉了。”时福茂开玩笑说，“手头的案子太多了，没有时间想这些问题。这里案源多、成长快，而且执业环境好，不用费心搞歪门邪道。收入是低些，但是很稳定，够生活。”

　　多年来，时福茂坚守清贫，严格职业操守，拒绝了任何农民工送来的感谢费和礼品。一些农民工拿到赔偿后抽出一沓钱数都不数硬塞给他，都被他谢绝。甚至曾经有农民工感激时福茂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执意请时福茂吃顿饭，却在结账的时候发现他早已经把钱给付了。有些农民工被谢绝后，竟然感动得当场掉下了热泪。还有的农民工和时福茂结下了“患难”情谊，把他当做好兄弟，连孩子上学的事情都愿意给他说说。时福茂说，他非常自豪的就是常常收获这些信任与感动。

　　不喜欢钱，最喜欢的事却是给农民工发钱。“每个人都有‘虚荣心’，我也有我的‘虚荣心’。我的‘虚荣心’就是他们领到钱以后脸上的笑容和发自内心的感谢。每当这时，我就有一种成就感，这让我感到幸福。”

　　魏天伦、刘风廷夫妇在丰台区一家公司打工。7月的北京，连降大雨导致厂房漏雨。60多岁的魏天伦不顾安危，爬上房顶修补，不慎摔下造成骨折，刘风廷也被砸伤。但老板拒付医药费，甚至踢碎了他们的饭碗。时福茂决定帮助这两位老人讨回公道。经过3个月的努力，案件终于有了结果。夫妇二人眼含感激的泪水，拉着他的双手，要跪地致谢。“我只是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老人竟如此感激。看着跟父辈一样年龄的老人要跪谢自己，我心如刀割。”他的工作日志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

　　时福茂是援助中心的劳模，平均每年，时福茂都要代理100多个案件，最高的一年达到了178个案件。有机构对农民工维权案件做过统计，办理一起欠薪案件平均要11个月，而办理一个工伤案件要2年，这么久的时间，每个案子都要耗费代理公益律师巨大的精力和耐心。时福茂乐此不疲。“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实体正义，但是实现实体正义必须有程序正义的保障，比如工伤的案子要经过确认劳动关系、劳动能力鉴定等阶段，法律需要这些程序的齐全。”

　　普法先锋——

　　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

　　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8亿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重仅为35.1%。2016年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数为236.9万人，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人均被拖欠11433元，比上年增加1645元，增长16.8%。

　　让更多的农民工置身法律的屏障之下，时福茂始终相信，防火甚于救火。“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养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根本途径。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有四项使命，咨询、维权、普法和政策建议，其中普法最基本，也最关键。”

　　时福茂一直在普法，从在维权案件中反复不停地给涉案的农民工讲解维权知识，到开办普法学校邀请农民工前来就读学习；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举案说法栏目的专职嘉宾，到走进北京各大人才市场开办专题讲座……

　　“最近几年用人单位的法律意识在明显增强，一方面用人单位的各项人事工作越来越规范，另一方面他们逃避法律规制的手段也越来越高明。无论从哪些意义上，农民工都要加强学习，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时福茂说。

　　记者走进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那天，刚入职不久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制史博士沈成宝正在前台认真地研读着时福茂编著的《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一书。“法律思维缜密，专业素养一流，办案手段独到。一些偏僻的法条他都能随口说出，包括这个法条的颁布实施时间、内容，还有位置；对于同一个案子他总是能别出心裁，想出与众不同的处理思路。”

　　时福茂将自己的办案经验与技巧整理成书，主编或编写出版了《如何追讨欠薪》《如何签订劳动合同》《谁动了他们的权利？——中国农民工维权案例精析》《办理农民工案件实用手册》等6部著作，用文字开辟了一个普法的有力战场。

　　时福茂作为全国律协法律援助委员会秘书长，积极参与推广北京工作站的法律援助模式。在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目前22个省建立了农民工法律援助专门机构，一支专职、专业的农民工法律援助律师队伍正在形成，中国律师在农民工法律援助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报记者 石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