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断生长的肿瘤一直藏在鹰哥的脑袋深处。高中时，她就经常失眠，有时早上醒来左脸会突然麻木。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她不想给爷爷奶奶添麻烦，就把这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压在心里。在身边人眼中，她就是个爱打排球、“一年不会感冒一次”的健康姑娘。

　　再往后，她开始经常偏头痛，痛到“想拿块石头砸自己脑袋”。和以往一样，她没有把这些感受告诉任何人，每次忍过疼痛之后，她又“满血复活”，出现在大家面前。

　　大学做毕业实习时，她曾在公交车上晕倒两次，其中一次甚至被司机赶下车。她记得那天广州下着雨，她在路边打着伞蹲了很久，缓过神后又去上班。那时她以为自己只是低血糖，完全没意识到，脚下是一根随时都会绷断的细线，掉下去就是“万丈深渊”。

　　直到一个多年未见的亲戚发现她有严重的“大小脸”后，她才被拉去医院检查。在医学检测仪器下，那个不知隐藏了多少年的“怪物”第一次显出了身影。

　　张家亮见过很多像鹰哥一样的危重病人，在“一刀生，一刀死”的神经外科，他无数次与他们四目相接。

　　“活着。”张家亮顿了顿说，这是他从病人眼神里读出的同一种信息，鹰哥的眼睛也在“说”这两个字。

　　张家亮记得，自己还是实习医生时，为一例送来抢救的病人做心肺复苏。病人是一个跟他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张家亮用尽全力想救活他，但还是眼睁睁看着他呼吸逐渐减弱，眼睛失去光亮，直到眼珠上生出细微的褶皱——生命逝去了。

　　那是他作为医生经历的第一起病人死亡。他记得自己走出医院，春天的阳光洒在路上，街道熙熙攘攘，一旁的公交车进站后又出站，一切平常到毫无新意。但那些细节张家亮直到今天也无法忘记，“活着真好啊，可惜他再也看不到了”。

　　对于鹰哥，他知道再拖下去对这个被多次拒诊的小姑娘意味着什么，也许失明失聪，合不上嘴，也许剧烈的头痛再也挥之不去。或者，在某一天她突然晕倒，坠入长眠。

　　鹰哥必须尽快接受手术，他等待着刘静明的回答。

　　刘静明把目光从观片灯上收回来，他摘下眼镜，平静地对张家亮说：“只要你神经外科没问题，我这里就没问题。”

　　2

　　9时，刘静明划下了手术的第一刀。手术刀从耳根开始，一直到下巴下方，沿着下颌骨切开一个约15厘米长的弧形创口。

　　42平方米的手术室里站了11位医生和两位护士，除了刘静明和张家亮，还有眼科、耳鼻喉头颈外科和麻醉科的“大牛”。他们静静地围在鹰哥身边，紧盯着刀口，等待肿瘤暴露出来的那一刻。

　　在以往的合作手术中，医生可以在手术进行到自己负责的部分时再进场，做完后就可以离开。但这一次不同，每个医生都全程站在患者身边。

　　“手术太复杂，必须所有人都在场保驾护航。”刘静明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我是第一刀，但一直到最后神经外科负责的部分时，我还是在旁边关注着手术过程。”

　　医生用记号笔在鹰哥的头皮上画出一个贯穿半边头颅的“十”字，术中遇到复杂情况时，可以马上换上应急方案。

　　鹰哥本应按照“应急方案”进行手术，但这个方案在手术前一天被医生推翻。旧方案采用的是“经典手术入路”：从眼睛下方横向切到鼻翼侧方，再向下沿鼻侧切到上颌骨，然后横向切到人中，再向下切到下颌骨，整个切口成阶梯状。

　　“通俗讲，就是把半拉脸整个翻开，直接暴露瘤体。”刘静明按照这种经典方案做过不少手术，“在医学领域这叫‘韦伯式切口’，是教科书式的做法。”

　　手术前，同仁医院的医务处曾召集参与手术的科室举行一次会诊，刘静明记得当时对于到底采取哪种手术入路，医生间争议不小。

　　“多科室合作，大家自然会想着尽量降低风险。”刘静明回忆，在那次会诊中，医生最终决定采取最常规的做法。

　　鹰哥也参与过自己手术方案的制订。住院后，每次医生找到她的父母沟通病情，她都要赖在旁边。

　　“我自己的事情我能决定。”她告诉父母和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肿瘤完全切除，第二是尽量保留功能，最后才考虑容貌的事。

　　那段时间，她把刘海留长，梳成中分，遮住变形的左脸。这个过去经常在朋友圈发自拍照的姑娘再也没有自拍过，她也不敢照镜子，怕看到自己的样子。“我只想先活下来，哪怕毁容。”

　　她为自己设想过很多结局，最坏的是“这辈子不嫁人”，最好的是未来高超的整容技术“能把我的脸整回来”。

　　张家亮记得，手术方案确定了，他每天下班回到家躺下后，总会忍不住想象鹰哥毁容后的样子。

　　“用取田螺肉打比方，‘韦伯式切口’是把田螺壳锯开直接取，颌下入路是用牙签一点点掏。”张家亮分析，新的方案会增大手术难度。“但作为医生，如果她的肿瘤是恶性的，手术完一年或者两年人走了，我的内疚可能会少些。现在面对一个大概率是良性的肿瘤，她脸上带着那样的伤疤，以后还有那么长的路，该有多难受。”

　　他决定在手术前尝试一次“游说”，说服其他医生为患者冒一次险。

　　刘静明负责打开和关闭手术创口，他相信自己能用最精细的手法缝合出最不明显的刀口，但他支持颌下入路方案。

　　“她要是已婚，或者年龄大一点，我们会毫不犹豫选择从脸上开刀。”刘静明用手在自己脸上比划出刀口的形状，然后摇了摇头。“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以后即使长好了，（患者）脸上也会留下一条很长的线，对她未来的生活影响太大了。”

　　颌下入路方案最终被所有参与手术的医生接受，手术中的每一次探寻、划拨和切割都要比之前更加困难，新增的压力也平摊到每位术者身上。

　　但他们最终达成了共识：让这个即将沉睡于手术台的年轻姑娘，在最好的年代，展示出最好的自己。

　　3

　　9时30分，刘静明戴上手术放大镜。在2.5倍的视野下，他用手术镊和吸引器一点点拨开骨骼、血管和神经。

　　他把整台手术比喻成盖楼，自己负责的是地基部分。其他医生必须通过由他打开的创口，摘除自己负责的那部分瘤体。他当时要做的，是找到肿瘤最下方的部分。

　　一个小时后，一块嵌在肌肉里的淡红色组织逐渐被剥离出来。这是隐藏了至少10年的肿瘤，第一次在灯光下，露出一部分面目。

　　从外观看，肿瘤有一层包膜，“比较有韧性”。对在场的医生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完整的包膜意味着，切除时不用担心肿瘤破裂。

　　坏消息却接踵而至，因为术前影像不能完全确认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医生决定在术中切除一部分瘤体送去冰冻，做快速病理检验。但眼前的肿瘤让刘静明心里没底，平时他看一眼就能判断出瘤体的供血是否丰富，这次他看不出来。

　　况且，为了不影响病理检验，切除瘤体不能用可以马上止血的电凝刀，只能用手术刀或者手术剪，这意味着，出血量难以估计。

　　几秒钟的停顿后，手术刀的刀尖悬在了肿瘤上方。紧接着，瘤体被划开了，血液瞬间滋到了刘静明的头顶，随后下落，溅红了他消过毒的纸鞋套。

　　刘静明几乎不需要任何反应时间，马上用大拇指压住了出血处，另一只手伸了出去，护士连忙把夹着纱条的布巾钳递到他手中。

　　“是不是囊液？”身边的医生重复问道。

　　“是血，是血，不是囊液。”刘静明一边回答，一边把纱条按在瘤体切口处。

　　他一点点揭开纱布，想找出出血区的位置，但是血液不断流出。

　　“吸引器跟上。”刘静明没有抬头。助理医生把一个长管放在积血区，“嘶嘶”作响中，出血被快速吸干。

　　瘤体内部结构显现出来，出血的是蜂房状的存血血供。刘静明松了口气，幸好不是瘤内血管出血，否则出血量还会更大。

　　缝针快速在瘤体上方绕了几圈，缝线“咔”地一声被剪断，出血终于止住。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但出血量超过500毫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