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腾飞 我辈更当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 王红阳

　　1989年，为了学习前沿医学科学与技术，我离开上海长征医院，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中国的科研装置、医疗设备、科研水平与欧美相距甚远，对外交流、国际合作的程度也远不及今日。刚到德国，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从实验装备，到创新研究机制，甚至是德国的城际铁路交通系统，都让我意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

　　1997年开始，我回上海筹建立足前沿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实验室，投身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此后20多年间，我从一名普通的归国学者，成长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众多荣誉，实验室也由小到大，发展为今天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与此同步的是，在国家的创新创业政策支持、资金保障和机制激励下，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一日千里，正在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个人经历是新中国70年巨大变迁的一个缩影。我们是幸运的，赶上了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亲历了祖国由弱变强的飞跃，得到了成长和发展的难得机遇。当年我踏上异国土地的震撼，恰恰是今天外国朋友对今日中国的感受。这让我由衷地自豪！我们是中国腾飞的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新中国的腾飞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新的医学发展也需爬坡过坎。未来，我将继续开拓创新、勇担责任，在做好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同时，用心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人员，带领他们一起攻克难题，为健康中国贡献智慧与力量。我也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快速增强，我们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土壤将更加肥沃，会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本报记者 严瑜采访整理）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院院长 贺林

　　回到这片土地 奉献更有意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院院长 贺林

　　1996年是我在英国学习工作的第10个年头。当时我已是英国MRC爱丁堡人类遗传学研究所高年资研究者。一个选择摆在了我面前：继续留英发展，还是回中国“从零开始”？父亲的话扫去了我的犹疑：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所做的贡献，与在别国土地上所做的贡献意义是不一样的。

　　我的父亲是一位“老海归”，20世纪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从澳大利亚回国，投身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父亲为我树立了榜样。

　　回国之后，我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和疾病相关的遗传学研究。一次偶然机会，我发现，世界上第一例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A—1型短指（趾）症的致病机理始终未被破解。为此，我带领团队到中国边远山区收集大量相关病例数据，对致病基因进行了精准定位和克隆。经过艰苦钻研，我们最终成功揭开了致病之谜，相关研究论文在国际权威杂志《自然》发表，我也因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收获成绩的那一刻，我更加深切地领悟了父亲当年那句话的含义。中国大量丰富的病例数据让我们探索真相的步伐更加顺利，也正因此，这份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更有价值。我想，如果身在海外，我的自豪感与成就感不会如此强烈。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也显著改善。我庆幸当年选择回国，更庆幸与共和国的脉搏同频共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医学科学事业的进步。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我愿继续为中国的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也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发展成为全球大家庭中物质繁荣的典范和精神文明的表率！（本报记者 严瑜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