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联系上申周不容易——按之前约定的时间，连续好几天一遍遍拨打他的手机，始终无人应答。

　　等到他终于在千里之外按下接听键，通话开始的数分钟里，他都在重复一个意思：我不想接受任何采访。

　　2018年4月，反映贵州省极贫乡镇石朝乡脱贫攻坚进程的纪录片《出山记》上映。当年30岁的申周是片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按照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他和自己的父母从大山中搬到了县城里的集中安置点，成为当地又一例摘帽的贫困户。

　　2014年底，中国尚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其后数年间，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每年都有1000多万人脱贫。这意味着，一些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几乎处于静止状态的农村，在最近不到十年时间里，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巨变。

　　在这期间，纪录片导演焦波和他的镜头始终没有离开农村。用他的话来说，自己的团队是“在土地上挖故事的人”。

　　如今不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展示给任何人的申周，和许多少年、青年、老年一样，都曾是种在土地上的故事。

甘肃省西和县蒿林乡地处山区，是甘肃省40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到2019年，该乡12个行政村有9个实现整村脱贫。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王伟伟 摄

　　离与合

　　对于要不要搬迁，申家曾有严重的分歧。

　　“搬下去维持不了生活。”201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申学王坐在灶台边，一边抽烟一边用最简洁又直接的理由否决了儿子申周的提议。

　　“搬下去的话，鸡、鸭、猪都不能养。”申母开口支持身旁的丈夫。

　　屋子的另一边，申周独自坚持着要搬到务川县城的想法。年满30岁还没找到一门亲事，他觉得这和深居大山家里条件太差有很大关系。“我还想成家，想有下一代，总不能代代都像这样过。”

　　三个人都沉默了，只有申母用火钳摆弄着灶炉里噼啪燃烧的柴火。

　　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是贵州省的极贫乡镇之一，申周一家所在的石朝乡大漆村多山地，少平原，再加上石漠化严重，人均耕地面积很少，是极贫乡里的极贫村。

　　大漆村里，村民大多只能靠牛羊等牲畜养殖勉强糊口。因为坐落在悬崖之上，直到2016年，村中的泉里组还没有通公路，村民出山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离开大山，是申周心中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而在焦波拍摄的多部聚焦农村的纪录片里，离开、留下还是返回，是不少农民需要做出选择的问题。

　　“那是俺爸爸的家吗？”头上绑着白布的小男孩问。

　　旁边的爷爷答道：“对了，这是你爸爸的家。”

　　“门口怎么这么小？”

　　“不小，这里头很宽敞。”

　　看着眼前的棺材，爷爷深深地叹了口气。

　　2012年，焦波的团队进驻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拍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村里一个叫张自军的年轻人到贵州打工，从8米高的架子上摔下来后不治身亡。骨灰下葬当天，做爷爷的就以这种方式向张自军年幼的孩子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8年多过去了，焦波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强忍着情绪才拍了下去。”

　　“咱们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一件要命的事。”丧事结束后，杓峪村的“学问人”杜深忠十分感慨。年轻时，他也外出打工，五年时间掉了13颗牙齿，“就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

　　今年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29077万人。这个群体的存在，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一方面也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不过在杜深忠看来，农民工中有80%都是被“逼”着出去的。在焦波导演的数部纪录片中，“总比打工强”也是不少农民评判生活状态时说的一句话。

　　出门在外艰辛，返乡创业也不见得容易。16岁就外出打工的任庆金，为了照顾母亲和单亲女儿，回到老家——位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大集镇的丁楼村。丁楼村位于鲁西南，过去是靠土地艰难讨生活的贫困山庄。近年来借着农村电商的风口，那里成了全国最大的儿童演出服饰生产基地。

　　2016年底，该村300户农户中，有280多户开有淘宝网店，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的有40多家，超过500万元的10家。

　　可任庆金没能赶上好时候。他起步晚，又不太会经营，网店开了没多久就因差评和投诉被封。原本用来做生意的电脑成了他玩游戏、喊麦的工具，女儿的幼儿园学费拖了两个月还没交上。

　　借钱无果，又数次与母亲争吵后，任庆金一气之下砸了键盘，注销了淘宝店。

　　挣的钱不够生活，“返乡”只是一件看上去很美的事情。

《出山记》一开始，申周（右一）一家在深山中的家门口吃饭。 受访者供图

　　爱与恨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焦波团队正在云南山区拍摄新的纪录片。受此影响，直到7月下旬，他才返回北京。

　　“疫情来了，村子封了，摄制组正好在村里待着，一直拍到6月末。”焦波的农村纪录片，拍摄周期大多都以年计算。

　　今年已70岁的焦波出生在山东农村，作为农民的儿子，过去他总觉得自己很了解农村，也了解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但随着一部部纪录片的拍摄，他变得不那么肯定了。

　　杓峪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是苹果。纪录片拍摄那一年，苹果滞销，杜深忠和老伴儿张兆珍用每斤2元3毛5分的价格“贱卖”掉苹果后，在家请来帮忙的同村人吃饭，那是杜深忠在整部纪录片中唯一一次喝酒。

　　“这些年我在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很多，但花十分代价得不到三分收入。”借着酒劲，杜深忠激动地说。

　　不久后的年关，张兆珍在收拾家时翻出了杜深忠年轻时参加鲁迅文学院学习班的习作。“农民就是种地，咱搞文学这些东西是相当艰难的。”翻着泛黄的格子纸，杜深忠说了一番让人意外的话，“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没办法，无奈。”

　　“这个土地不养人，”杜深忠接着对正上大学的儿子杜海龙说，“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

　　在几年后拍摄的《淘宝村——丁楼村的故事》中，有一幕是开网店受挫的任庆金骑着载货摩托车到田里收玉米。

　　“村里开网店的一多半都不种玉米了吧？”一边掰着玉米，他一边问同村的长者。

　　“电脑一响，订单就来，都忙着挣钱去了。”长者说。

　　“我要是一天能接500单，我也不干这个。”任庆金没好气地说。

　　焦波意识到，现实中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已让农民与土地间的天然连接变得复杂起来。

　　“春天他们播下种子，无论是丰收、减收甚至绝收，等到来年他们依旧在同一片耕地上继续播下种子。”焦波说，这其中藏着农民的挫败、无奈和坚持，不是简单“很苦”两个字就可以表达的。

　　不过依然有人眷恋着自己世代生活的土地。申周的父母为了修房子，把五大车石头、砖块一块块抱上墙。悬崖之上的大漆村泉里组，村民申学科的父亲身患重病，每次去务川县城看病都要几个人轮流背到山下坐车。即便如此，他依然和组里其他不少人一样，激烈反对搬迁。“我又不是别处搬家来这里的，我祖宗就在这个地方。移民搬迁也轮不到我们。”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这样说。

　　为了继续与土地、牛羊在一起，泉里组反反复复向村里和乡里要求修通进山的公路。

　　就连杜深忠，焦波也觉得他对土地是“爱之深，恨之切”。

　　看到村里人把古树卖到城里搞绿化，他愤愤地说“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只看见钱了。”去地里收玉米，老伴儿抱怨玉米被獾糟蹋了，他却说獾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恨的是那些卖假种子的人，今年这块地差一点就绝收了。”

　　骂声，泄露了这个老农微妙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