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包括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在内的1500多名中国大陆红色特工远赴台湾，之后这个群体牺牲过千，侯文理便是其中之一。在过去很长一段岁月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直至2013年末，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建成，846个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被刻在纪念墙上。这是官方第一次以纪念广场的形式公开纪念19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

　　 时隔60多年，家属得知侯文理的死讯后，将一份申请烈士的材料递交相关部门，但至今侯文理的烈士身份仍未获得官方审批。

　　 为了给侯文理申请烈士，一家人已跑了两年。侯文理的确切死讯，他们三年前才得知。

　　 2011年1月23日，《环球时报》刊登《追寻在台中共特工遗骨始末为两岸和平种善因》一文，公布了中共地下党和特工人员的无主骨罐名册，编号124号的正是侯文理，骨灰罐号为296。那时，侯媛媛就认定名单中的人为爷爷侯文理。

　　 5月4日，《环球时报》再次公布了《台湾戒严时期疑似政治受难者名册》，侯文理又名列其中：“姓名：侯文理，照片编号：296，籍贯：江苏萧县（现安徽萧县），枪决时间：1958年7月8日，骨灰罐所在位置：2楼1排3层6号”。

　　 侯媛媛立即联系了参与报道的记者薛小乐，得到了“台湾地区戒严时期政治事件处理协会”秘书长李坤龙的邮箱。

　　 李坤龙决定提供帮助，最终确认侯文理的遗骸安放在六张犁纳骨塔内。李坤龙将所寻的材料一并交给侯媛媛。这些材料包括两份国民党的判决书、侯文理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及侯文理的骨灰盒照片。

　　 拿到李坤龙提供的材料后，侯媛媛和叔叔侯希勇商量着，由住在西安的侯希勇将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西安民政局，申请追认烈士。“那是爷爷工作最久的地方，奶奶的军属关系档案也在西安。”

　　 2012年底，侯希勇将侯媛媛寄来的材料打印了18份，一份交给了他居住地所在的西安市金花南路社区，一份交给了西安市东关南街街道办，“街道办说材料没问题，已经交给了区民政局。”

　　 之后，侯希勇曾多次到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询问办理进度，并几次向区民政局补交父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的父子关系证明、父亲同事的证明等材料。2012年年末，侯希勇被告知，因为资料从民间而来，并不是从部队得来；且侯文理归总参人员，民政局无法为侯文理申请烈士身份，“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已经把材料交给了市里，但市里回复说省市级别不够给我们办理。”

　　 西安的路走不通，侯家觉得把材料送回侯文理的老家安徽萧县应该能行得通。

　　 2013年夏天，侯媛媛和弟弟驱车将材料送往萧县，萧县统战部副部长、台办主任王静接待了他们。之后，王静曾致电侯媛媛要求侯文理所在部队开具证明，侯媛媛沟通后，侯文理所在的某部队将证明发至萧县相关部门。

　　 2013年冬天，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建成后，侯媛媛再次将广场名单中有侯文理的材料送到萧县。材料都交齐了，侯文理的烈士称号却不了了之。

　　 今年5月14日，西安市碑林区民政局综合科一名工作人员回复此事称，对侯希勇提交材料的事有印象，其材料并非区民政局退回，而是由市民政局直接退回到侯希勇本人手中。

　　 “他这是涉台的，省里没资格审批，需要民政部来审批，需要由他的单位总参来提交申请。”该工作人员称，区县没有申报权，但区民政局已经将侯希勇的申请打报告给市民政局，“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符合条件，但涉台需要部级来评烈。”

　　 西安市民政局优抚安置处处长辛女士表示，侯文理的情况市民政局之前未遇到过，所以需要向省民政厅汇报情况，再看怎么处理。辛女士称，市民政局并未收到侯希勇的资料，“区民政局可能是对政策吃不准，只是把情况口头上报了，市里并没有见到材料。”

　　 辛女士称，市里需要跟侯希勇了解情况后，再按照程序审核资料，“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跟省厅汇报，处理好，如果在我们权限范围内，烈士认定是没问题的。”

　　 5月15日，侯希勇按照辛女士的建议，将侯文理的申烈材料再次交给了街道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