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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河边帮忙修战壕
苏耀先4岁就上学了,这缘于父母的一个心结。他的曾祖父虽是个秀才,对讨营生过日子却不在行,生活得并不宽裕。他的祖父、父亲都没上过学,给人打长工的日子不好过,因此父母希望孩子们能有文化。
“七七事变”后,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沿漕河修筑工事,准备抵抗日寇南下。当时16岁的苏耀先听说这件事后,专门赶到修筑工事的现场,出于抵抗外敌的迫切心情,也积极参加。即使赶上大热天儿、下雨天儿都毫不在意。工事修好了,苏耀先非常高兴,以为可以战胜日本强盗了。但国民党军队不久就南撤了,这个16岁的少年,也被“泼了一瓢冷水”,心里很难受。
1937年10月,苏耀先参加了村里的青救会,第二年成了青救会主任,后来又成为安新县文建会(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干事。当年11月,日寇占领苏耀先的村子后,8位乡亲遭到枪杀。第二天下午敌人撤离,大家回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掩埋被杀的乡亲。“抬棺入土无眼泪,只有烈火胸中燃”,苏耀先把自己怒不可遏的心情,写进了这首小诗里。
伴着菜油灯熬夜刻蜡版
1942年,苏耀先和一批地方干部被抽调到延安学习,后来又因为参加学习的人已满员,由北方局介绍到部队,成为冀中军区九分区教导大队缮写员。对此,他曾把当时的感受写进诗里:“文武笔枪皆抗日,杀敌立功自英雄”。
缮写员的工作就是刻蜡版、印文件,还出版小报,工作量很大,经常工作到零点以后。当时条件艰苦,有时连煤油灯都没有,只能借助菜油灯微弱的灯光来工作。当时开会的所有文件,都要通过刻蜡版来印发。教导大队的小报内容也很丰富,训练情况、技术方面的问题等,小报上都有体现。
22岁那年,也就是1943年,苏耀先患上眼疾,因无法医治,左眼失明。从此,他靠一只眼睛刻蜡版。刻蜡版是个细致活儿,一平方厘米的面积,要安排4个字,有时甚至是6个字,很考验人的耐心。那时候,因为经常加班熬夜,原本不吸烟的苏耀先,养成了吸烟的习惯,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戒了烟。 因为刻蜡版刻得好,有紧急任务时,苏耀先不时被调到别处帮忙。
虽然没有直接扛枪上战场,苏耀先也时刻感觉到战争的紧张气氛。部队在哪里打了一场仗,胜负如何,在哪里遭遇鬼子,结果怎样,他都通过文件和小报关注着。尤其是赶上鬼子扫荡,教导大队也下到连队,跟战士们一起往山里躲避。有一次,他们随县大队活动,由西部转移至任丘的采蒲台,刚下船入村住下,敌人又袭来了。边打边撤,一名战士牺牲,还有八名不识水性的战友溺亡。他把这件事也写成了诗,抒发对战友的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
抗战年代条件艰苦,吃饭是个大问题。每人每顿饭定量是13两小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8两),每天两顿饭。有时喂牲口的高粱、黑豆也成了大家的饭。那时候,部队经常开会让大家讨论问题,“你对吃不饱怎么认识?”也成了一个议题。大家的意见非常统一,条件再艰苦,也要奋力杀鬼子,把日本兵赶出中国,就有好日子过了。
□文/本报记者 苗静 石维 实习记者 杜倩倩 图/本报记者 李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