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曹广，今年42岁，出生于北京，在北京安贞医院工作，是中国援几内亚第二十三批医疗队的普外科医生。这几天，一直忙着与中国援几内亚第二十四批医疗队进行交接。顺利的话，当地时间8月20日，我们援几内亚第二十三批医疗队的19名成员就要结束任期返程，回到祖国的怀抱。

　　今年3月，中国—几内亚友好医院在近20天的时间内，共接诊了12名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在给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治疗时，我曾为患者体检，徒手翻开过患者眼睑，且隔了很长时间才去洗手。后来，由于先后与两名感染者有过接触，医院通知我要隔离观察。

　　在隔离观察期间，即便是一个平时性情粗放且见惯了生死的外科医生，也会不自觉地开始仔细注意身体上所有细微的变化：隔离期间，体温是头等大事，试表即便显示体温刚到36.9℃，也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早上起来洗脸，要在镜子前看看自己是不是出现了跟患者相仿的眼结膜出血；白天有一点头晕就会紧张，担心出现了发病的先兆；就连身上起了一个小疹子，都要联想是不是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终于，一直到4月14日，我熬过了21天的隔离观察。

　　当时，我和同时援非的内镜专家吴素萍大姐一起接受隔离观察，两个人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吴大姐有时熬些粥给我送过来，我有什么好吃的也给她送过去。

　　隔离期间，我想得更多的，还是“小盖”的故事。小盖，是我的好战友、普外科主任盖斯姆，是由中国培养的黑人医学专家。盖斯姆曾在中国武汉留学近十年，获得博士学位，会说中文，对我们援非的医疗队员很友好，经常为我们提供帮助。他曾与我一起检查过第一例埃博拉患者，没想到的是，患者去世后，盖斯姆很快就出现了发热、呕吐、乏力等典型症状，经检测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于4月1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自从在医院工作，盖斯姆一天假也没休过。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朝夕相处、并肩战斗了很长时间。我们每帮他完成一台难度较大的手术，他都会高兴地来向我们道谢，看到他开心的样子，我也会很开心。记得我俩都在隔离观察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两次电话。小盖当时心理上有些负担，有点儿扛不住，我们互相安慰了许久。盖斯姆的离去，是我当医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自己的战友因公牺牲，心情悲痛万分。

　　4月5日，悲痛的消息再次传来，和我一起工作的一名当地医生以及普外科的一名当地护士在工作中感染病毒死亡。这对我们普外科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作为医生，对于死亡并不少见，但是真切感受到突发的疾病无声无息地袭来，心中还是充满了无奈。

　　最终，我平安无事，与死神擦肩而过。作为儿子、丈夫、父亲，我有我的责任。我曾想过，如果自己不幸无法回到国内，这一家子后几十年该如何度过？被隔离观察的事情，我一直没告诉母亲，她是前两天才知道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她和我讲话时的那种心情我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妻子也是做医务工作的，一直很支持我。我的儿子今年才10岁，我在隔离时期怕影响他的学习，也没有提这件事情，只是在观察期结束后才告诉了他。

　　马上回国了，回想在几内亚的两年，我收获了友谊，也有些许遗憾。当初我自愿前往非洲，如今回首，我为自己是援几内亚医疗队这个团体的一员感到自豪。

　　（作者为中国援几内亚医疗队普外科专家，本报记者王君平及赴塞拉利昂特派记者张建波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