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家族的寻找在2015年相遇

　　如果不是40多年前，南京太平门前发生的那场意外，邵建波可能不会“一意孤行”地踏上公益之路，也不会如此执着地苦寻一个人。

　　他不止一次面对媒体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面对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一位身着军装的人把年幼的他扑倒在地。邵建波的右手至今还有一道伤疤，他猜想，“当时那位军人倒地时也一定伤得不轻。”

　　为了报恩，邵建波的母亲一直在寻找这位救了自己儿子性命的军人，生前却未能如愿。邵建波一边继续寻找“那个领子上挂着红旗”的恩人，一边“把帮助别人当作报答这位解放军同志”，一直以来他捐钱捐物，助残扶弱，替别人完成心愿、实现梦想。

　　后来，邵建波来到山东德州投资兴办企业，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抗战老兵这一特殊群体，对国内的不少抗战老兵进行了捐助，并设立抗战老兵关爱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他用半年时间，帮助昔日铁道游击队中3名老兵实现了重逢。

　　2015年年初，经过央视《等着我》栏目和《德州晚报》《新安晚报》等多家媒体的“牵线搭桥”，盛毅终于找到了邵建波，希望他能帮助实现父亲的心愿，找到吴福龙。

　　“在寻找老兵方面，我还是有经验的。”为了帮助铁道游击队老兵重逢，邵建波曾经在山东枣庄整整住了7天，他遍访村民，努力搞清楚当年的战争历史。

　　据盛孝如介绍，吴福龙老家是江西高安。为此，邵建波赶赴南昌，与当地媒体《江南都市报》的记者一同进行寻找，无奈因为线索太少，遗憾而归。

　　没想到返回途中，邵建波接到了令他振奋的消息：“一位叫罗爱华的女士称，我们要找的人就是她的舅公。”

　　两天之后，邵建波与合作伙伴感动江苏人物南京奇致美容医院董事长金炜兵分两路，一路前往江西与罗爱华汇合前往吴福龙老家高安，一路前往安徽繁昌看望盛孝如老人。

　　“比对两方所提供的信息，可以判断，罗爱华的舅公就是盛孝如的战友吴福龙。”邵建波说，“盛家找了67年，吴家找了77年，结果我们花了20多天时间，终于帮他们联系上了，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77年后，“春伢子”终于被找到了

　　和盛孝如一样，吴福龙的家人也一直在苦苦找寻那个在1938年战火纷飞的夜晚不辞而别的“春伢子”。

　　吴福龙原名吴继春，祖籍江西高安，因族人中有人同名，遂改名吴福龙。他的父母原本在景德镇经商，因为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他们居住的吊脚楼莲花街成了一片废墟，吴家在此经营多年的家业化为灰烬。

　　吴福龙的父母决定，带着全家人返回高安避难。就在他们离开景德镇的前一天夜晚，一直渴望参军救国的吴福龙鼓足了勇气，瞒着父母加入了革命队伍，并在当天夜里随部队离开了景德镇。

　　为了寻找“一直在自己背上长大的”弟弟，吴福龙的姐姐吴继红和丈夫重返景德镇，一边做点生意，一边继续找人。在此过程中，吴继红的丈夫罗时凡因为中了日军细菌弹而不幸暴亡。

　　1945年日本投降，直到1949年解放，吴家人依旧没有吴福龙的半点音信。

　　“如果他参加的是共产党的队伍，应当来家看看呀。”据罗爱华介绍，当时家里怀疑吴福龙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后来去了台湾。

　　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国民党老兵陆续回到大陆，吴继红的儿子罗裕祥时常会托他们打听舅舅吴福龙的消息。为此，罗裕祥还先后向各地对台办公室递交了关于寻找老兵吴福龙的报告，但均未得到回应。

　　直到2015年1月27日，女儿罗爱华在报纸上看到有人寻找吴福龙的消息，自1938年起，吴家人长达77年的寻找终于有了眉目。

　　“那天，父亲听到找到吴福龙的消息后，在医院病床上大哭了起来。”据罗爱华介绍，在吴氏家族中，“寻找吴福龙”的使命就像家训一样被一代代地传承下来，以致这个家族的后人至今仍在执着地寻找遥远的先人的下落。

　　如今，年届60的罗爱华感到遗憾的是，自己的父亲罗裕祥虽然等到了这个好消息，但是未能亲眼看到舅舅吴福龙魂归故土的那一幕。“就在今年清明节，父亲抱憾离开了我们。”

　　“对吴福龙的后人来说，我们希望能在高安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哪怕从当年的牺牲地带回一捧土，也是对他的告慰。”在罗爱华看来，目前家族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找江西当地的相关部门，还原吴福龙的烈士身份，“这也是对我们77年寻找的一个交代。”

　　“感谢邵建波的帮助和盛老的不懈寻找，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我们还会继续找下去。”5月7日，从江西前来繁昌的罗爱华以及吴家的另外三位后人，和盛孝如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历史不会忘记英雄

　　为了提供更详实、更全面、更有力的证据，来印证吴福龙的英雄身份，邵建波近来一直沉浸在繁浩的史料中，他试图钩沉出坚实可信的历史节点，以还原英雄的真实性。

　　好在，历史不会忘记英雄。

　　邵建波终于查询到1947年7月发生在山东的“南麻临朐战役”一段史料。其中提到，朐山战斗失利后，华东野战军7纵19师56团的干部曾经受到过处分——“56团一营长吴虎龙撤职；三营长高冬清记大过；56团团长李德安、副团长何继生撤职，由纵队派来新团长。”

　　据盛孝如口述，当年淮海战役时他所在的部队正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5军19师56团，当是团参谋长是何继生，一营长是吴福龙。

　　邵建波认为，由此比照，“吴虎龙”实际上就是“吴福龙”，在江西当地口音中，“虎”与“福”读音相似。

　　而且，史料中也出现了“何继生”这个名字。由此确定，史料中提到的56团正是盛孝如所在的部队番号。

　　时任新四军56团（第三野战军25军19师56团前身）团长王培臣在回忆录中也曾记录道，“一营营长刘锦章、教导员李云、副营长吴虎龙率领全营隐蔽于贾家岗以北李家大村以南的洼地，待援敌进入伏击区后，向东出击，斩敌腰部，会同二、三营歼敌于龙王庙附近。”

　　这段史料中，同样出现了56团一营副营长“吴虎龙”的名字。

　　据王培臣在回忆录中介绍， 1945年8月上旬，新四军七师十九旅的部队兵分两路，对安徽巢湖望城岗、运漕镇的日伪军发起进攻，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其中，56团参与了左路的进攻。

　　可以想象，在当年与日伪军的惨烈战斗中，吴福龙可谓勇猛善战。据盛孝如回忆，“吴营长是抗日大英雄，打死的鬼子不计其数，他在战场上毫无畏惧，打枪都是站着打。”

　　而战争是残酷的，盛孝如当年因为吃不上饭而当了新四军。那时村里一起当兵的十几个后生，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大部分人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盛孝如在战场上头部受伤，多少年来饱受头痛的困扰，1957年差点没能挺过来。

　　“英雄的血不会白流。”回顾这段往事，91岁的盛孝如感慨万千，他激动地找出当年从部队带回来的一把锈迹斑斑的马刀，在院子里一招一式地舞起来。作出几个干净利落的劈杀动作后，这位老人自信满满地说，“如果敌人胆敢再犯，给我一把轻机枪，我就能和他们拼到底！”（王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