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会像父亲那样交给国家”

　　为一位捐献文物的农民开追思会，这在故宫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一个没有摆脱贫困、仍徘徊在生存线上的普通劳动者，但是他面对宝藏却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交给国家，这样的胸怀和见识令人钦佩。”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赞叹何刚的义举。

　　在单霁翔看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不仅需要我国各级政府、文物部门以及专业人员承担起使命责任，更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

　　一有机会，单霁翔就会讲述那个令他感动至今的故事。

　　2003年1月19日，在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王宁贤、王拉乾、王明锁、王勤宁、张勤辉等5名村民在取土时发现了一个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了27件有铭文的青铜器，件件都是国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青铜器铭文最多的一次。这些铭文记载了周朝11代12王的世系，为解决相关断代难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就是这5位最远只去过眉县县城的农民，一边维护现场，一边喊考古队员来进行科学发掘，每天悉心护宝。

　　为了弘扬这种精神，国家文物局和省、市、县政府先后在宝鸡召开表彰大会8次、奖励现金40多万元。杨家村5位农民来到北京、远赴巴黎，2011年还专门在宝鸡眉县杨家村为他们立了碑。在他们的带动下，宝鸡在随后的十年间不断有将文物上交国家的农民涌现。

　　“只有每一位普通民众都能像何刚、像宝鸡的农民一样倾心保护身边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才能最安全和最有尊严。”单霁翔说。

　　听闻何刚意外身故后，单霁翔第一时间召开院长办公会，当即拍板要为这位捐赠者举办追思会。在单霁翔看来，故宫不仅是哀悼何刚的不幸遇难，也不仅是感恩他为故宫博物院做出的贡献，更多的是希望将他这种身在困境中还能恪守原则、淡泊名利的精神宣扬出去，用他保护文物的赤子之心去感染更多的人，进而影响和带动更多的民众来关注、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使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追思会后，梁金生陷入了长长的思考中。没能在何刚再次陷入困顿时再帮他一把也许是老人心中最大的遗憾。但是面对何刚的困境，无论是他个人还是故宫，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国法律对捐赠有明确规定：捐赠应当是自愿和无偿的。2002年出台的文物法对于捐赠文物之后的补偿和救济事项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在1999年制定的公益事业捐赠法里，也没有关于类似情况的明确条款。

　　于法而言，文物捐赠一旦完成，故宫并没有义务满足捐赠者或其后人的任何要求。但于情而言，梁金生和故宫博物院都尽了全力。

　　“故宫没有这方面的专项资金，这就让我们陷入了管与不管的两难境地。”梁金生认为，出于对文物的保护，国家必须尽其所能征集民间珍贵文物，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文物捐赠的鼓励政策。为了确保政策的可行性，他认为必须让奖励有标准可依，以捐赠者和受赠者双方需求为考量，完善奖励机制，根据捐赠文物珍贵程度进行奖励评估。

　　“大多数捐赠者都能本着无私奉献的品质将所藏珍品无偿或少偿捐献给国家，但作为接受捐赠的单位，政府应该设立专项资金，在捐赠者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主动关怀人家。”梁金生说。

　　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在追思会现场透露，国家文物局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探讨相关规章制度的建设，奖励和救济机制并行，为文物捐赠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故宫几十年，见惯了聚散离合，何刚儿子的一句话仍让梁金生感动得眼眶泛泪———“如果现在再挖出来东西，我们仍然会像父亲那样交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