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鬼门关里逃出来后，眼科医生陶勇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此前，陶勇几乎时刻坚守在手术台前，从医十三年以来，已做过15000多例眼科手术。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做过86例，平均每五分钟一例。

　　这双用来给眼睛做手术的双手，如今连用来吃饭、系扣子也变得异常笨拙。今年1月20日,朝阳医院发生暴力伤医事件,39岁的博士生导师、眼科主任医师、教授陶勇,被一名持菜刀者砍伤,当场倒地。他的胳膊多处受伤，左手的正中神经和尺神经断裂，最多一处缝了四十多针，至今仍未恢复触觉。身为医生，他心里明白，未来能否重回手术台，是个未知数。

记者 方非摄

　　面对如此落差，陶勇只把它当作爬山路上的绊脚石，“你不小心被一个石头绊倒了，没有必要对这个石头拳打脚踢。而应该抬起来头，看更高更远的路。”他说，“受伤之后，有患者家属甚至愿意把自己的手捐给我。那时候，我觉得，来人世间这一趟，值得。”

　　在陶勇眼里，医学如同一条修行之路，内以修持自我，外以济世渡人。所谓“无畏布施”，越是在众生身患病痛、恐惧不安的时候，越要坚定悬壶济世的信仰。即使暂时不能重回手术台，他也可以用更多的方式为患者带来光明。

　　自今年2月以来，陶勇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医学科普上，已做了四五十场讲座和公益直播。最多的时候，他一天要赶三场直播。“上医治未病。医学的教育和科学技术的研发，以及医疗知识的科普，一定程度上可以造福更多的病人。”

　　闲暇之余，陶勇也开始在微博上写一些随笔。在他的认知里，文字和眼科都有非常诗意和浪漫的一面——可以帮助我们，抵御黑暗的吞噬。

　　这颗“诗意”的种子，早在他幼时就已生根。1980年，陶勇出生于江西抚州南城县。父亲是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母亲是新华书店的职工。由于父亲工作比较忙，童年时的陶勇，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妈妈工作的书店里。

　　小学三年级时，陶勇参加了一次作文比赛，写了一篇关于校园四季的作文，获得抚州地区一等奖。当时的奖品是一套日文翻译版的《十万个为什么》，这让他很受鼓舞，从此也激发了写作的兴趣。

　　从医之后，陶勇把自己与朋友、患者、热心博友之间的一些故事写在微博上，他将文学视为另一个层面的治疗，“能够让人去发现世间的善与恶，美与丑。”

　　有一位患者叫小岳岳，十年前，几近失明的他在妈妈的带领下，找到陶勇。

　　小岳岳的眼底视网膜反复脱离，病情复杂，八年来，陶勇为了让他保住视力，先后做了十次手术。去年，陶勇和几位朋友尝试工程学的办法，专门为他设计制作了智能眼镜，让小岳岳重拾光明。

　　陶勇把这个故事写在微博上，网友看了之后感动地说，“我看到了人性的坚持和美好。以后我再对人性失望的时候，就来看看陶勇医生以及他分享的故事。医院真的是见证人性的地方，有一切答案。”

　　除了写随笔，陶勇还写了一些诗歌。手术清醒后，他朗读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心中的梦》。“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字字灼热，让人泪目。

　　“如果我不做医生，就会去写小说，写很虐很虐，虐到你死去活来、肝肠寸断，然后又突然看见了人间希望的那种小说。”陶勇说。

　　1997年，陶勇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那时，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以为，所有学医同学的目标都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我甚至以为自己不需要为未来的住房、生活操心，也没有挣钱的压力，之后的时间、精力都可以用来干一些事业了。”

　　然而，学医十年、从业十三年后，陶勇逐渐发现，现实与理想，还有许多差距。他选择一种平衡，向现实妥协的过程中，不完全放弃理想。“在这个世界里，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肯定得碰得头破血流。而完全的现实主义者，对我来说，也没什么意思。”

　　从医二十余年，是陶勇理想着陆的过程。他把这些心路历程，凝结成文字，和朋友李润合著了一本《目光》，即将出版。

　　“世界吻我以痛，我要报之以歌。”泰戈尔的这句诗，或许是陶勇人生的注脚。（记者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