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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圈:在民族文化中找到根和魂
当年,从没去过草原的刘新圈凭着“一朵洁白的想象”,用一个小时就写出了火遍全国的草原歌曲《套马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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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场“双十一”的欧美歌手
在去年“双十一”晚会上,被我们亲切称为“霉霉”的美国当红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专程从大洋彼岸飞到国内来献唱的盛况想必很多人依旧记忆犹新。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一重”)生产的产品都很“大”。
多大呢?大到有六七层楼那么高,重量以百吨计。
但是,这么大的产品,误差率是以毫米计算的。一旦出错,损失都是数以千万元计的。
锻铸钢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副厂长、锻造班长刘伯鸣就是这种又大、又精细、又贵重的零件的生产者,同时,他也是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和世界最先进的1.5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操作者。
从业30年来,他一直有一个目标——在中国一重这个始建于1954年的“共和国装备制造业长子”企业中,让大国重器的生产快一些,再快一些,在国际上实现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蜕变。
刘伯鸣在工作中。
从8000万元到2000万元
锻造工序在装备制造行业中十分重要,特别是大型锻件制造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志。在这其中,核电、石油化工大型锻件是世界公认的综合性能要求最高、技术难度最大的热加工产品之一,但我们国家过去在这个方面比较落后。
比如,我国曾在“锥形筒体锻件”方面一直依赖进口。如何实现核电锻件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局面,是摆在我国所有锻造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刘伯鸣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可借鉴的情况下,带领团队开展工作。
715吨重的世界最大百万千瓦整锻低压转子是“国之重器”,要想实现自主生产,要攻克中心压实、晶粒细化、性能均匀等诸多技术瓶颈。
在带领团队攻关过程中,刘伯鸣无时不在思考工艺参数、琢磨锻件成形过程,近乎“着魔”状态。
刘伯鸣下班回家,看见妈妈正在揉面,就赶紧接过来,边陪妈妈说话边干活儿,不知不觉竟然把面团揉成中间粗、两端细的低压转子的形状。
妈妈惊讶地看着他手里的“面团”说道:“伯鸣啊,你是不是‘魔怔’了?”
正是在这种近乎“魔怔”的状态下,刘伯鸣帮助中国一重突破了技术瓶颈,破解了超大钢锭中心压实、超大锻件截面晶粒细化、机械性能均匀等诸多技术瓶颈,攻克了超大转子锻件纯净性、均匀性、致密性制造和超大直径转子锻件整体性分析评价难题,实现了世界最大百万千瓦整锻低压转子锻件自主化,技术居于国际领先水平。这让该产品进口价格由原8000万元/支降至2000万元/支。
百吨锻件上“绣花”
刘伯鸣所面对的产品经常是数以百吨计的。这么大块头的产品,却经常要在“毫厘之差”上较劲。
“我们每天要面对价值百万元乃至千万元、重达百吨以上的超大锻件,工作标准都是用头发丝来比较。如果有一个环节出现失误,锻件整体或局部就会出现开裂,严重时甚至导致报废。”刘伯鸣从来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点儿差池,永远用100%来要求自己。
三代核电蒸汽发生器的“水室封头”是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关键核心锻件,最大重量459吨,直径5.2米,结构特殊复杂、性能要求苛刻,制造难度极高,不仅要历经封头板锻造、冲型、封头两次管嘴翻边等工序,还要经过4次关键的变形,每一次的结果直接影响下一次的成型效果。
铸造过程中,刘伯鸣反复计算板坯的厚度和直径,精确计算锻件旋转角度,一次次测量辅具和封头,精细调整水压机控制变形,在百吨锻件上做着“绣花”功夫。 由他指挥锻造的核电锻件产品全部一次合格,每一件都是精品,不仅一举突破了世界性难题,而且提高了我国核电产品的使用寿命。
领航“头雁”
选择扎根一重的刘伯鸣并没有一枝独放,而是以“头雁”引路的方式带动更多的人一起成为业务骨干,为企业赢得荣誉。
刘伯鸣现在还兼任企业劳模创新工作室组长。在他的倡导推动下,工作室创立之初就形成了“三突出”的工作机制,即“突出劳模示范引领作用,营造全员参与技术创新氛围;突出结合生产实际,集中攻关解决难题;突出人才培养,提高全员素质”。
不仅是在技术方面起到了带头作用,刘伯鸣在“示范引领”作用方面对大家的影响非常大。
近年来,刘伯鸣带领团队围绕生产重点、难点开展课题攻关,先后完成了多项课题,其中“加氢筒节减余量”课题,节约钢水量2700吨,降低成本2457万元;“提高支承辊钢锭利用率”课题,为企业节约钢水1028吨,减少成本1800万元。他带领的团队也先后被评为“齐齐哈尔市技能人才(劳模)创新工作室”和“黑龙江省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
2018年,中国一重打通了技术与技能人才上升的通道,刘伯鸣因业务突出,被选拔成水压机锻造厂的副厂长。当了副厂长的刘伯鸣,依旧每天和同事们在一起,和生产难题在一起,一刻都没有分离过。
“他依旧保持着一名技术工人的初心。”水压机锻造厂党总支书记、厂长许四海说。
当年,从没去过草原的刘新圈凭着“一朵洁白的想象”,用一个小时就写出了火遍全国的草原歌曲《套马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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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路上,李兆廷毅然选择了自主创新、实业报国这样一条艰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