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钱穆先生诞辰125周年，逝世30周年。20世纪前半期，出现过不少个性各异、异彩纷呈的中国通史著作，钱穆的《国史大纲》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该书以朝代更替为经，学术兴衰为纬，用简洁的笔法驰写了中国历史的“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叙述了从虞夏到民国几千年来的中华全史动态，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通史著作，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钱穆晚年讲学神情。

　　山中写巨著

　　《国史大纲》是一部享有盛誉的中国通史著作，也是钱穆一生中影响最大著作，该书的写作实由他西南联大的同事陈梦家两夕话促成。陈梦家，早年师事徐志摩、闻一多，是新月诗派后期的一员健将。1932年底入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当时钱穆在燕大兼课，主讲上古史，陈氏亦来选课，遂好上古先秦史。后随容庚攻读古文字学，由古文字学转入古史研究，最后以甲骨文成名。在西南联大时，陈梦家夫妇二人喜与钱穆游，“常相过从”。一夕两人在一旷地上散步，陈梦家力劝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教科书。钱穆答以材料太多，所知有限，他日当仿效赵翼《廿二史札记》体裁，就其所知写成专题性的论著。陈梦家听后大不以为然，说“此乃先生为一己学术地位计，有志治史学的人，当受益不浅。但先生并未从全国大学青年和时代急迫需要方面考虑。先成一教科书，国内青年学子将受惠无穷，还望先生思之”。又一夕，两人散步路间，陈再提此事，钱穆以流亡播迁中写作不易，他日平安返故都乃试为之作答。陈氏又力劝，“此话不然。如平安返故都，先生兴趣广，门路多，到那时不知又有几许题材涌上心头，那肯尽抛却来写一本教科书。今日只就平日课堂所讲，随笔书写，岂不驾轻就熟，而且读者也易受益。”当时钱穆在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因学校在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所以讲授全凭口耳。而学生纵有兴发，却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不能深入研究。有感于此，再经陈梦家言辞恳切的二夕劝说，于是改变初衷，决定撰写一本为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

　　自1933年秋在北京大学独任中国通史课以来，钱穆在北大主讲通史约有4年，编有通史纲要、通史参考资料、国史读本以供学生学习阅读。卢沟桥的枪炮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北平城的沦陷使钱穆开始了流转西南的学术生涯。七七事变后，钱穆把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随校南迁，由长沙而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由于昆明没有足够的校舍，文、法学院移至蒙自。1938年4月，钱穆赴蒙自为学生讲授国史，经陈梦家二夕谈话劝说，开始了《国史大纲》的写作。同年暑期，文学院迁往昆明，钱穆则滞留蒙自，继续撰写。10月底，钱穆与吴宓等人乘滇越火车回昆明。火车经过宜良时，他与姚从吾、沈有鼎等人下车，在此小住，因爱此山水，决定以此作为今后的撰述之地。

　　宜良在昆明东南，距市区70多公里，是云南的山水胜地。宜良西郊有一山状若卧狮，人称伏狮山。岩间清泉，昼夜淙淙，因山水故，又名岩泉山。山中有一寺名岩泉寺，分上、下寺。钱穆一周三天赴昆明讲课，三天则仆居宜良岩泉寺撰写通史讲义。他最初居下寺，除早晚散步，饱览宜良山水外，尽日在楼上埋首写作。下寺拾级而上是上寺，为一道士院，这里环境清幽，有池林之胜，是读书著述的好地方。钱穆后半年移居上寺，尽日操笔，从事通史的撰述。从蒙自开始撰写，到第二年6月全稿杀青，《国史大纲》这部贯通古今的通史著作最终在宜良山中得以完成。

　　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这是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上写下警示国人的话语，共有四条，我们把它称为读史之“四大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在读史“四大信念”中，钱穆多次提到了“国民”这一概念。作为社会中的人，必然属于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他就必须是一个“国民”。既然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就要了解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否则将不是一个合格的国民，一个有知识的国民。钱穆在此着重强调了国民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性，如果一个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解，缺乏起码的尊重，此必成为无文化之民族，整个社会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认同感消失，此民族必将是一个无前途、无希望之民族。可以说，读史“四大信念”为《国史大纲》全书奠定了主基调，其中最核心的内容莫过于国人应对国家以往的历史应怀抱“温情与敬意”这一条，这也是钱穆写作此书的中心意旨所在。在钱穆看来，每个国民都应了解本国历史，热爱本国文化，对祖国的历史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只有兼具以上素质的国民多起来，国家才具有向前发展的希望。所以钱穆讲授和撰写国史，大多关注中国历史文化辉煌的一面，以“表彰国光为己任”。正因为如此，有人批评钱穆讲历史过分渲染本国文化优秀的一面，有“文化自恋情结”。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有一年他到美国讲学，在斯坦福大学遇到了北大前校长蒋梦麟，蒋告之你的《国史大纲》已读过数遍，感觉到书中叙国史优处太多，劣处则少。钱穆当面回敬说国史的优处该不该讲。今日国人好批评中国旧传统，却很少讲国史的优处。请问，我们在汉唐宋明，各有一段治平极盛的时候，这些处，我们该不该讲几句呢？我们的历史，直从上古下来，四五千年一贯直下，到今未断，这些处又该不该讲几句呢？据说蒋梦麟听后，点头称是。

　　钱穆主张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书写国史，在《国史大纲》中多着眼于本国历史辉煌的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息息相关。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荡、冲击下，国人出现了认同危机，包括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内。在社会剧变的时代中，人们急于想知道我是谁？属于何处？将走向何处？台湾学者胡昌智在《怎样看〈国史大纲〉》一文中对近代以来出现的严重的认同危机作了这一个形象的比喻：“欧阳锋在金庸的小说《大漠英雄传》里，有一次忽然忘记了自己是谁，像得失心疯一样不住打转，不久就跌到万仞崖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近代史中的人们并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谁，努力地去否定自己的过去及过去中大家所熟悉的习惯、价值。可是，因为过去的一切是那么不知不觉地融入了我们的举止及行为中，因此，对‘过去’的否定，无形中就是对活生生的自我的否定。与欧阳锋比起来，人们得的虽然不是失心疯，但极度自虐自恨带来的痛苦又有甚于彼。”钱穆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认同危机十分严重的时代中。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又保留民族自身传统特征，利用传统文化资源保护民族根基和元气，这是他毕生都在为之思索的大问题。钱穆对近现代中国产生的“文化迷失”深感痛心，认为除了挺身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无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他毕生以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对中华民族得以自立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元气大加阐扬和维护，始终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生命力抱有坚定的信心。